華人故事——理論解放的先驅:卓炯*

卓炯(1908-1987),湖南慈利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 1935年畢業於中山大學,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發揮所長,從事宣傳工作。 1941―1946年在中山大學任教,1946—1948年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僑居泰國。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畢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研究,其理論觀點和理論體系具有獨創性,為學界以及改革開放實踐留下了寶貴的理論遺產,被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先驅”。

卓炯,1908年出生生於湖南省慈利縣,1931年考入中山大學教育系,後轉入社會系,攻讀政治經濟學,受業於王亞南、何思敬等進步教授,為後來的學術生涯打下基礎。 1935年,卓炯獲社會學學士,同年秋入廣東學海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研究明史。

1939年,卓炯以滿腔熱情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卓炯發揮所長,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在第四戰區主編《新建設》、《陣中文藝》雜誌,還編寫了一些宣傳小冊子。 1941年,卓炯回中山大學任教,先後任講師、副教授,與王亞南共同鑽研《資本論》。

1946年,國民黨當局推行反共政策,卓炯被迫出走,僑居泰國曼谷,在當地的華僑中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並任曼谷南洋中學校長,為當地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1948年9月卓炯回到祖國,第一時間奔赴前線,在雲南參加地下黨組織的人民武裝鬥爭。 1949年3月,任雲南省人民反蔣自衛軍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卓炯潛心鑽研理論,調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1950年5月任南方大學第一部主任。 1953年任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學習室副主任,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致力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先後寫出《政治經濟學學習提要以《十大經濟政策解說》等專著,提出計劃經濟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和商品價值規律。 1958年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1960年,任廣東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組副組長。

1962年,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集體照。 (前排左起第二人為卓炯)

卓炯在其50餘年的學術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強國富民的真理。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論勇氣,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率先突破和批判了產品經濟理論體系,創立了獨樹一幟的徹底的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資本理論和社會主義剩餘價值理論,完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革命,即“卓炯革命”。

他是我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論斷的經濟學家,並寫了社會主義剩餘價值的首篇文章。 1961年卓炯發表在《中國經濟問題》雜誌上的論文中指出:“現實的事實很明顯,在公有製下,無論是全民所有製的產品也好,集體所有製的產品也好,只要有社會分工存在,產品就要進入流通過程,就要成為商品……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就是計劃商品經濟。”這是他的商品經濟理論的中心思想,並據此得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點。當時為解決經濟生活中的極大困難,提出要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揮價值規律作用的學者不少,但人們普遍認為:不同所有製之間的產品交換才是商品交換。而卓炯卻認為是社會分工決定產品是商品,而所有製則決定商品的社會性質。正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所說:“這在國內外都是絕無僅有的”。

20世紀80年代,卓炯(左一)參加特區發展戰略研討會。

1979年,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成立,卓炯任副院長。他繼續致力於商品經濟研究,寫出《關於〈資本論〉的生命力的探討》、《政治經濟學新探》、《價值規律論》等專著。 1979年4月,古稀之年的卓老向無錫全國學術會議提交《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的論文。他的新觀點、新理論,當時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和經濟學界不少同行的非議。批判來自方方面面,但卓老始終堅持自己的理論,不屈不撓,批而不倒,壓而不垮。有人批評他是“商品經濟萬歲、價值規律萬歲”。他說:“我是當之無愧的”。因為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只要社會分工存在,價值規律也就消滅不了。

從1982年開始,卓炯在《中國社會科學》、《光明日報》、《廣州社會科學》、《廣州日報》等1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30多篇文章和報導,評價他的商品經濟理論和治學精神,稱他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開拓者。 1985年6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1986年6月,中共廣東省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的稱號。 1999年,為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廣東經濟出版社,共同發起了推選“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十本經濟學著作”活動,後經無計名投票而選出十本優秀經濟學著作,卓炯著的《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書名在其中,成為新中國經濟理論發展的十面旗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