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1908-1970），廣東番禺人，中國經濟史學家、明清史學家。曾在清華學習7年，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發起組織“史學研究會”，創辦和推廣我國第一份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專業刊物《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隨後，赴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等地留學任職。 1949年回到家鄉廣州定居，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執教，畢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明代財政史，更是鞭辟入裡，多所創見，成績斐然，被國內外史學界譽為研究“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奠基者之一。
Image1908年，梁方仲出生時，其父梁廣照——清代廣東十三行行商後代，事業頗順，官運向好，於是為其子取名嘉官，號方仲，希冀其子日後加官晉爵，光宗耀祖。但梁方仲少年時代就顯示出獨立自由的性格，拒用此名，一直到病逝僅以方仲行世。
自幼受家學熏陶的梁方仲，國學根基深厚，一生喜愛詩詞，經常背誦，不時作詩。 11歲時，他就寫下“壯志何時遂，昂頭問太清”等詩句，被人笑稱少年老成。面對家庭只讀四書五經和古文、不許進洋學堂的陋規，他和弟弟向祖父和父母表示堅決要回北京讀新式學堂。好在幾經懇求抗爭，終獲批准。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洶湧澎湃。梁方仲就讀的北京崇實中學的校長（美國人），因干涉學生反帝活動，動手打學生，引起學生憤怒。為示抗議，他憤而退學轉讀天津南開中學。 1926年，他以高中一年級的學歷，考入清華大學。就這樣，在短短四年之內，他在北京天津完成了小學中學階段的新式教育。
中學階段，他受好友影響，很早便懂得“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和中國長久以來屬農業大國的現實，深信中國農業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立志要為中國農業問題的解決出力，因此報讀了清華大學農學系。不料一年以後因學生人數不足農學系遭裁撤，於是他轉讀西洋文學系，第三年又改讀經濟學系。雖幾經轉讀，他依然在四年內本科順利畢業。其時正值清華大學撤銷僅修中國學術文化的“國學研究院”，開辦現代意義的大學研究（生）院，梁方仲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第一屆的研究生。
1933年冬，梁方仲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院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身）工作。在社會科學研究所期間，梁方仲帶頭組織人員抄錄軍機處和內閣檔案中有關近代社會經濟資料10多萬件，開創了我國史學研究最早大量發掘和利用清宮廷檔案的先例，又參與發起組織“史學研究會”，研究會明確宣示“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是社會的，民眾的”，並提出三大主張：一、研究整個民族主體的社會變遷史；二、先有專門的研究，然後才有產生完整歷史的可能；三、注重史料蒐集，沒有大量的歷史資料，是不可能寫出好的歷史的。梁方仲還創辦和推廣我國第一份有關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專業刊物《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1937年6月，梁方仲東渡日本進行學術考察，因盧溝橋事變突發，毅然決定中止訪問，與早已在東京帝國大學讀研的弟弟和在東京政法大學留學的未婚妻一起，上船回國。
1944年梁方仲應聘前往美國哈佛大學作為期兩年的研究，當時國民政府規定，所有出國人員都必須到中央訓練團受訓，進團的第一天首先要在專人指導下填寫履歷表。其中“已入黨（指國民黨）否”欄，如果未入，即被要求填上“申請入黨”字樣。梁方仲堅持空白不填。後來，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遵照院總幹事指示，出面解釋梁方仲是只做學問的“書呆子”，再搬出美方已經發出邀請等理由，並且向多個部門疏通，這樣拖了好幾個月，他才艱難得到護照。
1946年9月至1947年5月，梁方仲離美赴英訪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其他學術機構。其間在1946年11-12月，還應招到巴黎擔負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成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技術助理工作。
豐富的海內外學習任教經歷，使梁方仲既承繼了深厚的國學基礎、文史功底，又受到了西方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專業訓練，可謂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在《贈方仲》一詩中，這樣評價他：“北國學者莫之先，一代經綸獨貫穿。”
在學術界只要提及“一條鞭法”，就會自然地聯想起梁方仲。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於製度推行從開始至結束，前後拖延時間很長，各地又採用了不同的變通形式、頭緒紛繁，所以研究起來十分複雜。梁方仲運用大量的文獻資料尤其是方志資料進行開創性嘗試，抽像出規律性的內涵，才使得人們對明代“一條鞭法”有了比較完整的概念。
在長達四萬餘字的論文《一條鞭法》中，梁方仲以銳利的眼光考察了明代田賦制度的變革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一條鞭法”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打破了兩三千年實物田賦制度，標誌著中國貨幣經濟的興起，顯示出16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
1936年，《一條鞭法》一經發表，馬上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次年，論文就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重要雜誌持續刊載，譯者稱其為“明代土地租稅制度研究少壯學者”。 1956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將《一條鞭法》和《釋一條鞭法》兩文合併翻譯為英文本出版。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專門為英文本撰寫前言，高度評價了這一著作的價值。
以“一條鞭法”為中心，梁方仲展開了對明代田賦制度的全面研究，他先後發表了《一條鞭法》《釋一條鞭法》《明代一條鞭法年表》《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等一系列論文。直到今天，這些文獻仍然是學術界公認的該領域最高水平的研究，美國學者何炳棣教授稱其為“明代賦役制度的世界權威”。
對明代糧長制度的研究，梁方仲也同樣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明代糧長制》出版前，人們對糧長制不甚明了。正是梁方仲對糧長制度產生、演變和破壞過程嚴謹的論證，澄清了長期以來由於記載含混而在人們頭腦中形成的諸多誤區。該書近10萬字，系梁方仲在世時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專著，是他前後經過20多年的反复思索和研究的成果。
梁方仲最後一部巨著是脫稿於1962年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此書上起西漢，下迄清末，首尾兩千餘年。對歷代戶口、田地、田賦分門別類，綜合編輯，製成統計表格235份，為研究王朝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建立起一個可以通過數字去把握的基礎。全書將近百萬字，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
雖然梁方仲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條鞭法”研究，但他還有著更為宏大的計劃——在田賦史專題文章的基礎上，先完成《13-17世紀中國經濟史》，繼而撰寫《中國田賦史》，再寫《中國經濟史講義》，構建他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學術體系。梁方仲在學術上的根本關懷，是要去理解和解釋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演變邏輯。
1949年1月，梁方仲離開中央研究院，從南京回到廣州侍親。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梁方仲任嶺南大學經濟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創辦嶺南大學經濟研究所。
在廣州解放前夕，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葉公超曾專門到嶺南大學動員他，並表示梁方仲熟悉的朋友已經或即將到台灣，如果他同意，就能立即安排交通和其他事宜，必要時將動用專機。香港大學開出比嶺南大學高很多的薪酬延攬他到該校執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來函邀請梁方仲去任教。對於這些“邀請”，梁方仲沒有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便拒絕了，至於是否北返中央研究院和後來的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倒著實讓他猶豫再三，最後他還是留在了嶺南。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嶺南大學被撤銷，梁方仲轉到中山大學歷史系。當時的中大歷史系，師資陣容強大，特別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有以陳寅恪領銜的“八大教授”之說，梁方仲就位列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他在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開設中國經濟史課程，系統講授從上古到明清時期的中國古代經濟史，這門課是新中國大學歷史系最早開始的中國經濟通史課程。
1959年，新中國高校首次正式全面施行研究生培養制度。梁方仲是首批導師之一，他以極大的熱忱與責任感投身到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中。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他率先在全國綜合性大學中同時培養四名（共五名）明清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亦是首批中大歷史系教師中帶研究生最多的教師。梁方仲從當時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出發，培養了一代在明清經濟史研究領域有突出貢獻、享有國際學術聲譽的學者。
梁方仲不僅開創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而且終生為這門學科的拓展完善作了無怨無悔的奉獻。在數十年的上下求索中，清高之節，始終如一。他的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至今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