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愛國者“曾SIR”曾昭科*

曾昭科(1923~2014),出生於廣東廣州市,年少赴香港生活,曾在日本留學。 1947年畢業回港後,在香港警務處任職,是當時警隊中級別最高的華人警官。 1961年返回內地、定居廣州,1962年作為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觀禮。曾昭科積極投身教育界,先後暨南大學、廣州外國語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前身)任職,曾任第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作為一名愛國者,曾昭科從一個香港警界高官、一位“紅色傳奇人物”轉變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堅持為祖國事業奮鬥到生命的終點。

1925年,曾昭科出生於廣州,父親曾希穎曾在莫斯科大學唸書,回國後專攻文學,為廣州“南園新五子”之一,能詩善畫,來港定居後,在聖類斯中學及拔萃女書院任教。

在廣州念完小學後,曾昭科在父親的安排下赴香港生活,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時正值香港淪陷,曾昭科赴日留學。先在早稻田大學就讀,後來轉到京都帝國大學攻讀經濟。在日本留學時期,曾昭科開始深入接觸左翼思想,熟讀《資本論》。

當時港媒相關報導。

1947年畢業回香港後加入警隊,作為高學歷人才,曾昭科深受重用,成為首批被選拔到英國蘇格蘭場接受特訓的華人,曾任前港督葛量洪的貼身保鏢。 1961年,曾昭科出任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成為當時警隊中級別最高的華人警官。但是當年10月1日一個偶然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0月6日,港英新聞處宣告曾昭科涉“中國間諜”,拘查50多天后,於11月30日在未公開審訊定罪的情況下將他遞解出境送回內地。

曾昭科於1962年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活動。

1961年,曾昭科從香港返回內地。 1962年,作為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觀禮。曾昭科定居廣州,積極投身教育界,先後任暨南大學外語系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學顧問,廣州外國語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前身)教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董事會名譽主席。全國法學會理事,廣東省法學會、廣東省外語學會副會長。

1963年秋陳序經校長等學校黨政領導南海縣平洲公社探望在當地勞動鍛煉的外語系師生(後排右三為曾昭科)。

1962-1969年,曾昭科調到廣州外國語學院任英語系教授。 1978年,暨南大學復辦,他又回到了暨大擔任外語系主任,擔當起重組外語系的重任。

戴偉華教授和曾昭科是四十幾年的老友,也是在曾昭科的幫助下,1978年戴偉華從廣州外國語學院調到暨南大學任教。他回憶說,當時暨大剛剛複辦,什麼都沒有。曾昭科就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脈,為外語系爭取來了不少資源。

暨南大學外語系在70年代末就建立起了語言實驗室,由香港一個有錢人捐贈,所有硬件設備都是當時廣州市最好的。 “實驗室裡有錄音機,能夠帶耳機對講,那時候其他學校根本沒有,很多周圍的學校都來我們這裡參觀。”戴偉華說。除此以外,還有一大批書籍的捐贈,都是當時國內見不到的,比如《大英百科全書》《大美百科全書》《牛津大辭典》等等,現在都還存放在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書庫中。更讓人覺得了不起的是,當時還是80年代初,曾昭科就借助人脈資源為外語系配置了蘋果電腦,放在中英秘書模擬專用辦公室裡供學生使用。

除了硬件設施的配備以外,“曾老師在引進人才上也不拘一格,”戴偉華回憶說,當時在暨大教日語的禹昌夏老師,非科班出身,靠自學日語成才,當紅一時的《排球女將》就是由他翻譯。還有譚時霖教授,也是非英語專業出生,精通法德英三國語言,他曾翻譯出版陶淵明的詩集。謝耀文教授是化工專業出身,還曾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關過監獄,他在監獄裡背英語詞典,之後在英語翻譯上大有作為:他先在外語系任高年級翻譯教師,後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教研室任教,2009年出版《惱人風味,阿誰知? 》的翻譯理論與技巧著作,得到業界高度認可……曾昭科選老師不看出身,有能力就行。 ”戴偉華說。正是在這一班人才的鑽研和付出之中,暨南大學外語系慢慢走上了正軌。

曾昭科有一套非常有個人特色的教學方法——“萬能教學法”。曾昭科在課堂上總是很活躍的,他不需要看書,因為他對教材的內容已經非常熟悉了。他講的內容有深有淺,而且還會經常跟同學互動,通常一節課下來,他都會把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提問一遍,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進來。以前有很多老師講課都不可能顧及到所有學生。但是在曾昭科的課堂上,每個學生都能從中得到自己需要的知識,成績好的同學滿意,成績稍不好的同學也能學到有用的東西,所以後來的老師同學們就把他的教學方法稱為“萬能教學法”。

曾昭科教授(右一)與同事在暨南園裡散步談心。

曾昭科不僅對教學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的情況也是非常關心與了解。當時甲級共有九個班,他教的是一班,但是他除了對自己班的學生非常了解以外,對其他班的學生情況也清楚,因此他在寫學生鑑定是心裡很有分寸,最後畢業時分配工作每個學生對自己的分配結果都很滿意。

曾昭科的學生對曾昭科有各種親切的稱呼,諸如曾sir、曾公等等。 “他雖然是個領導,但是很有親和力,有他在的地方一般都會嘻嘻哈哈的。”曾昭科的學生李啟鶯說,曾老師雖然身居高位,但是一直十分友善,“他去飯堂吃飯的時候,經常會先跟炊事員握握手,拍拍肩膀,問候問候人家,”李啟鶯覺得,“他到哪裡都會讓人覺得很溫暖,很舒服,這就是他的魅力”。

1995年春節,曾昭科教授(左)到梁奇達校長家拜年,促膝談心。

曾昭科在國外學習多年,精通英語和日語,但他從來沒有宣揚自己,沒有崇洋媚外,他在課堂上對學生講的都是要愛國,要有民族感。在復辦暨南大學外語系的過程中,曾昭科只有一個目標和信念,那就是把暨南大學辦好,把外語系辦好,完成這個願望的標誌就是學生成才。他教學生從來不是為了讓他們出國,而是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建設國家。曾昭科生前曾說:“我死後,你們不要說我做過什麼官、給我戴什麼高帽子,這些我都不需要,只要你們說我是個愛國者就行了。”

曾昭科是第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九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作為一名愛國者,曾昭科從一個香港警界高官、一位“紅色傳奇人物”轉變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堅持奮鬥到生命的終點。 2014年曾昭科逝世,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人表示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