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秉銓（1910-1980），祖籍河北，著名電子學家、教育家，是新中國無線電電子學科的奠基者之一。曾先後在清華大學、北京燕京大學攻讀學士、碩士，畢業後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 1940-194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被視為哈佛的學術新星的他，在抗戰勝利後，踐行“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的誓言，毅然選擇回國。 1952年受命為華南工學院首任教務長，創建電訊工程系，堅持執教50年，始終葆有為國育才的使命感與緊迫感。同時，不忘“科學救國”，主持研製的華南第一台模擬電子計算機，提出強力振盪器相角補償法等理論，先後在發展電子振盪理論和無線電廣播發射技術等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馮秉銓曾說：“我願意為青年的錦繡前程而操勞，我不能離開青年，如果讓我離開青年，我會感到生命失去了意義。”作為一名歸僑學人，馮秉銓不僅旨在還原一個血肉飽滿的電子學家，更重要的是，呈現了一個甘於奉獻的教育學家。
1910年，馮秉銓出生於河北省新安縣一個書香世家，自小熟讀四書五經，十一二歲便在文史方面嶄露才華。 1923年，在那個深信“明理”遠比“格物”重要的年代，因為父親的堅持，13歲的馮秉銓穿著一身布褲褂走出白洋淀，走進北平私立匯文中學的課堂。
當時，五四運動“科學救國”的主張漸漸被許多青年人接受，而馮秉銓在匯文時期的物理老師“物理張”便是積極的擁護者。 “中國幾千年來，講孔孟仁理講得太久了，現在該是講物理的時候了。”這句話給了馮秉銓很大的衝擊。他知道了世界上最早的鐵路在1825年就已誕生，但中國差不多過了60年後才開始自己修建鐵路。 “科學技術落後是國家積弱、受列強侵略的原因。”從那時候開始，馮秉銓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物理、化學、數學中去。
16歲那年，馮秉銓連跳兩級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成為物理系第二級16名學生之一。當時，清華的通過率極低，待四年後畢業時，馮秉銓成為物理系僅有的3個順利完成學業的畢業生之一。畢業後，在著名科學家吳有訓的推薦下，馮秉銓來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在嶺南大學，他的出色表現贏得師生們的廣泛讚譽。兩年後，馮秉銓考取了燕京大學研究院。 1934年取得碩士學位後，他又回到嶺南大學任教。
一串串數字，一個個公式，各種電路元件……這些在大多數人眼裡極其無聊乏味的元素卻如同變幻無窮的莫爾斯碼一樣組成了馮秉銓傳奇的人生，甚至連他的愛情也與無線電息息相關。
1935年，在燕京大學完成碩士學業後，25歲的馮秉銓成為嶺南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而擔任許湞陽教授助教的機會讓他認識了日後的妻子——— 當時正攻讀碩士學位的高兆蘭。愛情有許多種可能，詩人的愛情用絢爛的詩句表達，音樂家的愛情用浪漫的夜曲傳遞，而馮秉銓與高兆蘭的愛情則是由聲、光、電和數字、公式編織而成。每次做通訊試驗時，馮秉銓總以“88”作為結束語，而高兆蘭卻總是答以“73”。兩年之後，當高兆蘭第一次以“88”作答時，馮秉銓知道，他終於等到了屬於他的愛情，因為在莫爾斯碼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誼的問候”，而“88”則代表“致以親愛的問候”。
1940年，年輕的馮秉銓和高兆蘭雙雙考取獎學金赴美留學，攻讀博士學位。輪船到達檀香山以後，當地一個美國記者問到留學生們為何出國時，馮秉銓告訴記者：“我們到美國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學習美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對美國人民有所了解，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
經過兩年多的拼搏，馮秉銓終於“啃”下了博士學位，並擔任哈佛大學研究生班的無線電實驗課講師，後來又受導師錢菲教授之邀在“軍官電子訓練班”擔任教員。他還被選為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留學生聯誼會主席，積極組織留學生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募捐和義賣活動。
馮秉銓被視為哈佛一顆學術新星，月工資已經高達400多美元，在當時，這是真正的優薪厚職。然而，當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美國，馮秉銓坐不住了。 “月是故鄉明”，這個簡單的理由，讓他放棄在美國的一切，回到滿目瘡痍的祖國。 1946年3月，馮秉銓夫婦登上貨輪，靠著吃緩解暈船的藥物，帶著一顆赤子之心，開始了漫長的回國之旅。
回國做什麼？在馮秉銓看來，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從1946年9月接受嶺南大學的聘書以來，教育成為馮秉銓生命的主題，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堅持帶著6名研究生。
1952年，隨著華南工學院的組建，馮秉銓被人民政府任命為第一任教務長。馮秉銓深知自己責任的重大，他夜以繼日，全身心投入到華南工學院的籌備工作中。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把華南工學院辦成一流大學”，建立一個先進的中國的理工科大學。
1956年，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馮秉銓參與了製訂“全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討論。在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的影響下，馮秉銓萌發了建立振盪理論的中國學派的志向，並為之開展了培養理論隊伍的工作。
然而1956年全國第二次院系調整，華南工學院電訊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員和設備調往成都，參與組建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面對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國防科工委、中科院電子所的邀請，馮秉銓仍然選擇留在學校，並按照學校的決定重建電訊工程系。
“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一定帶頭上陣！” 這是馮秉銓立下的軍令狀。他一天干幾天的工作，一個人幹幾個人的工作，從1958年到1963年，馮秉銓一個人開設了12門專業課和基礎課，高峰期間每週上課時數達到27學時。用馮秉銓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特別重，每個人工作年齡都應該減10歲，60歲要當50歲用。”
為了讓教師盡快地成長起來，每上一門課，馮秉銓就指定一名青年教師跟班聽課。課後，他把自己的講稿，包括習題、實驗設計等一套教學過程安排的資料，毫無保留地交給接班講課的青年教師。
在華工，只要是馮秉銓上的課，從來都是座無虛席。原華南理工大學501771班學生馮成光至今還記得當時的盛況：1977年，馮秉銓為新生上《無線電歷史》，250個座位的特大課室裡的走道裡加滿了座位，後面還站著密密麻麻的學生，甚至在教室旁邊的草坪上都坐滿了帶調頻收音機聽課的人，而馮成光他們全年級加起來還不到200個學生。
經過不懈的努力，這個係從無到有，成為了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名牌專業。
1958年，在北京開幕的“全國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展覽會”上，馮秉銓主持研製的華南第一台模擬電子計算機在會上大放異彩，《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稱讚其為科學技術尖端的成就。他還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台俄漢自動翻譯電子計算機。 1960年2月，胡喬木參觀俄漢自動翻譯電子計算機併題詞：“別人已經做到的，我們都要做到，別人還沒有做到的，我們也要努力做到。”
馮秉銓對於工作的熱忱溢於言表，他始終對祖國抱有一份赤子之心。從1976年2月起，馮秉銓像小學生那樣給自己訂一條“約法”———平均每天寫1萬字，不完成就不睡覺。年紀大了，每次連寫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筆桿，馮秉銓在書桌旁備上熱水，手麻了就在熱水里泡上幾分鐘，等血脈流通了繼續寫。
年逾古稀的馮秉銓交出了優異的成績單：他提出的“射頻削波”方法成功解決了邊遠地區廣播受干擾的問題；僅從1976年2月到8月，他就完成了兩本書的初稿，共120萬字；他所著科普讀物《今日電子學》獲得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一等獎……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國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馮秉銓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被授予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光榮稱號，參與製定了《1978－1985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大會結束返校後，他為師生員工作演說，傳達會議精神，還興奮地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1980年的西樵山上，馮秉銓突然病發，後在醫院辭世，終年70歲。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最高的成就是什麼？著作等身、開宗立派，或許都是上乘之選，但馮秉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著書立說固然可喜，但“願得英才三千數，高峰深處共研尋”更加可貴。馮秉銓曾說：“我願意為青年的錦繡前程而操勞，我不能離開青年，如果讓我離開青年，我會感到生命失去了意義。”是以他可以和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一起在實驗室里通宵奮戰，他可以把自己的講稿毫無保留地交給青年教師，他可以每到一個新教室講課就先去“踩點”，他可以直到逝世時還在帶研究生……作為一名歸僑學人，不僅旨在還原一個血肉飽滿的電子學家，更重要的是，呈現一個甘於奉獻的教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