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若塵（1903-1990）原名梁公溥，廣東豐順人，1922年起在汕頭開始從事新聞工作，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群聲日報》、《潮商公報》、《嶺南日日新聞》等任職，後出任黃埔軍校《黃埔潮》主編。廣州起義失敗後，梁若塵流亡南洋十年，始終堅持創辦進步報刊、團結愛國僑胞、積極宣傳抗戰。抗日戰爭爆發，梁若塵毅然回國，輾轉華南、華東等地采寫抗戰新聞，曾在港從事愛國民主活動和文化出版工作，協助籌辦《時事晚報》、參與創辦《願望》周刊，任教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等。新中國成立後，在廣州歷任《廣州日報》經理，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廣州市人大副主任等職。在30多年的報業生涯中，梁若塵經手創辦和參與工作過的報刊和通訊社共有26家，其中報紙18家，通訊社4家，雜誌4家，將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都奉獻給了祖國的新聞和文化事業。
Image梁若塵原名梁公溥，生於1903年，廣東豐順人。他在豐順中學唸書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國展開。當時豐順縣城也經常吹響“國危矣，國亡矣，大家奮起來救國！”的戰鬥號角，他多次參加到遊行宣傳隊伍中去。他是豐順中學學生會的骨幹，擔任學生會出版牆報的負責人，常用梁元、梁昂的筆名在牆報上發表評論形勢的短文，由此培養起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2年，梁若塵受聘於汕頭的一家報紙《群聲日報》為特約通訊員。這是他投身於新聞事業的開始，其時年僅19歲。 1925年，梁若塵從事在中共領導下的新聞工作，先後擔任汕頭《潮商公報》、《嶺東日日新聞》等的記者、總編輯等職。 1926年，梁若塵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的第二天，梁若塵得到共產黨人的掩護和幫助，化裝改名乘船潛返汕頭，設法與黨組織取得聯繫，進行隱蔽的活動。 “八·一”南昌起義軍在1927年9月下旬到達汕頭。革命委員會派梁若塵等人迅速籌備出版《紅旗報》。但是，9月29日晚，正當《紅旗報》創刊號即將開機印刷的時候，突然接到黨的保衛員的通知，市區主力部隊正在撤退，報紙出版工作立即停止，工作人員自行隱蔽，轉入地下。
同年11月間，梁若塵在廣州奉地下黨組織之命，到黃埔軍校擔任校報《黃埔潮》的主編。廣州起義的當天，梁若塵又奉組織命令緊急籌備出版《紅旗報》。選定原七十二行商報為館址，同時運用該報原有編輯出版的各種設備，於12月12日趕緊編排創刊號。誰料，到了該日深夜又突然接到通知，必須緊急疏散，編排好的《紅旗報》創刊號，也隨著軍情的急變而放棄出版。這樣，梁若塵經手編輯的兩張《紅旗報》，都是已弄好了版樣，卻未能正式和讀者見面。梁若塵每談及此事時，都感到無限憤慨惋惜！
廣州起義失敗，大批革命同志流血犧牲了。梁若塵得到親友、同志的幫助，僥倖逃脫。 1927年12月，梁若塵化名梁忠殊，由香港乘印度的客貨船到了新加坡。從1928年至1937年，梁若塵在東南亞居留和工作了10年，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流轉居留，從事新聞、文化工作，還穿行過菲律賓、老撾、柬埔寨和越南。據梁若塵回憶，在這十年間他創辦或參與過工作的報紙、雜誌有：檳榔嶼的《南洋時報》、《檳榔嶼小報》、《中南晨報》、《現代日報》和《南洋導報》（半月刊）；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愛國周刊》。
這期間，他還給上海《東方雜誌》寫專題通訊，介紹印尼、緬甸等民族獨立鬥爭等文章。此外，他還在馬來亞的怡保鎮得到一位熱心愛國事業的巨商後裔姚先生出資開辦一家書店，取名“朋友書店”。在文化比較後進的地區，傳播進步書刊，還別出心裁開設一個報刊租借部，讀者可親身到書店租借，或由書店派人送書刊上門。
梁若塵在這十年中，一再流徙各地，並非自己所願，而是要躲避殖民地統治者和各種反動勢力的迫害。
1935年，梁若塵應陳嘉庚女婿李天遊的邀請，赴新加坡任《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該報是陳嘉庚公司獨資經營的。梁到《南洋商報》之初，很想了解陳老先生對祖國形勢的看法。有一天報社秘書長李天遊轉達了陳老的答复：“除不許攻擊孫總理中山先生外，什麼話、什麼新聞都可講可發表。”梁若塵聽後頓覺心中有數，便與報社的編輯、經理兩部的進步同仁，放開手腳處理業務，使報紙在讀者面前有耳目一新之感。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梁若塵回國擔任該報戰地記者。不久胡愈之等進步文人加入並主持該報，使它成為一家有堅強戰鬥力的、聲譽甚高的中文報紙。可以說，該報與4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華商報》，成為兩盞相互輝映的愛國明燈，共同對團結東南亞華僑、港澳同胞，堅決擁護抗戰，反對賣國投降作出貢獻。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梁若塵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陪同方振武將軍在馬來半島各大城市向華僑宣傳抗戰救國。之後，又以《南洋商報》特派記者名義陪同方將軍由香港入內地。他順道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廣泛採訪軍、政和社會各界人士，然後把國內人民團結抗戰的所見所聞，寫成通訊，寄到新加坡和香港發表。最後他到了南京，拜訪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葉劍英同志，將海外及回到國內行經各地的見聞向葉反映。交談曆三小時。結束之際，葉劍英對他說，“你離開祖國足有十個年頭，今次回來需要加強對政治形勢和黨的基本政策的學習。”與此同時，梁若塵還訪問了葉挺同志，聽取關於組織抗日新四軍的介紹，在戰火向南京進迫時，他寫了一篇《在首都訪兩葉》通訊，寄給《南洋商報》發表，讓讀者更加深刻認識到：抗日戰爭已到了嚴峻時刻，而中國共產黨堅決團結軍民，保家衛國。
日本空軍轟炸廣州石室教堂時，梁若塵冒著硝煙拍攝了幾幅石室被炸的現場照片，交給當時的《民族日報》製版刊登，該報因此聘他為特約記者。梁若塵回國僅幾個月，便與國內報紙取得職務性掛鉤。
梁若塵在廣州一邊與同業加強聯繫，采寫各種新聞通訊，寄到海外發表，同時經常與廣州新聞工作者交流宣傳抗日救國的經驗，結識了李子誦、葉廣良等老報人。
1938年春，余漢謀派丁培綸、丁培慈兩兄弟以廣東綏靖公署和廣東政府的名義前往東南亞各地，向華僑募捐，用以購買飛機參加抗戰。梁若塵以《民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協同丁氏兄弟到東南亞各地宣傳“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抗戰思想。他們穿行過菲、新、馬、泰、老、柬和越南等地，為期四個月，行程超萬里。返回廣州後，寫成小冊子，紀述華僑擁護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反對中途屈辱妥協，即使當時戰況緊張，但他們仍然趕印出來，向市民散發。
1938年初冬，廣州淪陷了，梁若塵繞道到香港，協助籌備香港《時事晚報》。晚報的主要人員中有4名分別是從日、德、英、俄歸來的留學生，其中任主筆的是國際問題專家喬冠華（筆名喬木）和朝鮮義士李本植，負責採訪部的是鍾道生。這家晚報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幫助愛國人民樹立抗日必勝的信心。
1939年，在中國青年學會的支持下，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成立，該學院的領導班子群賢薈萃，著名的老報人郭步陶、金仲華、劉思慕、葉啟芳等先後擔任過院長。梁若塵也曾擔任該院的教務長，並講授新聞採訪學課，發動組織戰地新聞工作組奔赴廣東抗日前線及後方采寫新聞，同時參加軍隊政治部工作。
梁若塵在港一年多期間，還多次應邀到“華員協會”、“電車工會”等團體作形勢報告，激勵聽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各盡其力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
1940年冬，梁若塵決定重回韶關，籌備創辦一家“講公道話”的報紙。僅花了十來天時間，就辦妥了註冊手續，將一份小型四開八版隔日出版的《時報》送與讀者見面。當時，正值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惡浪中，廣東省國民黨的黨、政當局就把這份說公道話的報紙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出版至同年11月，因《時報》如實報導香港被日軍佔領的消息。當年廣東省長李漢魂授意省保安司令部以“洩露軍事秘密”為藉口，封閉報社，誘捕梁若塵收押於第十二集團軍軍法處。
《時報》原工作人員不避風險，在擁護國共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的知名人士張良修、王鼎新等支持下，取得出版執照，在梁若塵出獄之前就得以出版，之後仍由梁若塵任社長。出版約3個月，反動的當權者藉口《新報》的出版執照重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不予批准，指示新聞檢查處查封《新報》。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1942年7月間，梁若塵、吳華胥、鄔維梓、林玲（筆者曾用名）、陳乃桐等恢復出版《明星報》。但是出版不到半年，國民黨反動權勢者，又藉口《明星報》曾停版超過一個月，出版登記證已失效，不能繼續出版。從創辦《時報》起，到《明星報》停辦不滿兩年時間，辦報班子基本沒有改變，出版宗旨也堅定貫徹，但歷盡艱難，然而梁若塵仍沒放棄他的追求。 1943年6月，他又將一份《晨報》送與韶關的讀者。這份報紙得到更多讀者的支持，影響迅速擴大，經濟上也能獨立。
韶關淪陷前，梁若塵等早有應變準備。淪陷之日，全體員工迅速轉移到陽山縣，支援《北江日報》擴大出版。 1945年7月接受黨的指示，梁若塵進入廣州準備迎接抗日戰爭勝利即將來到，並籌備出版《廣州晨報》。 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晨報》就和廣州市民見面了。
梁若塵1945年12月再赴香港，從事各種愛國民主活動和文化出版工作，創辦過一家沒有向香港政府註冊的新聞通訊社，向海外中文報紙供稿，同時參加創辦《願望》周刊，向海外和內地發行。當時為這周刊寫稿的有郭沫若等同志。
1949年9月，梁若塵根據指示回到內地，預定到贛南迎接南下大軍。 10月21日回到廣州，參加軍管會接管和處理原在廣州的報紙、通訊社、廣播電台等工作，接著擔任新創立的大型新華印刷廠的總廠廠長。 1950年在廣州參加出版《聯合報》。該報是解放後第一家由各民主黨派聯合創辦的報紙。他被推舉為報務委員會副主任兼經理。 1952年《聯合報》主動停版後，中共廣州市委機關報《廣州日報》出版，梁若塵任經理。
1955年梁若塵調任廣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長，由這時起，他與持續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活告別了。雖然報人生活並不輕鬆，但長期來與紙、筆、油墨結了緣，他還是依依不捨的；此後，他還擔任了廣州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名譽館長等職。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若塵先後出任廣州市第七、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補委員、委員、參議委員，民盟廣東省委副主委、常委、顧問，民盟廣州市委副主委、主委、名譽主委等職。他積極參政、議政，聯絡海內外各界人士開展統戰工作，組織編寫文史資料。
1990年，梁若塵在廣州病逝，終年87歲。臨終前，他囑咐家屬將其稿費、存款捐給家鄉發展教育事業。梁若塵由1919年辦學生牆報開始，到1955年改行文化工作為止的36年中，他經手創辦和參與工作過的報刊和通訊社共有26家，其中報紙18家，通訊社4家，雜誌4家，其經辦報刊通訊社之多，在新聞史上，這是一個很不平凡的業績。他的足跡遍及寒、溫、熱三個地帶；曾三次入獄，兩度臨捕逃脫，歷盡坎坷，實為國內外報界所少見。回顧他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裡，不論在國內白色恐怖中，還是在國外帝國主義的險惡的魔爪下，他總是盡智竭力開拓一個又一個對革命有利的新聞陣地，就像在霧靄蒼茫的淺灘逆流而上，留下一個個紅色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