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南海先知”麥蘊瑜*

麥蘊瑜(1897-1995),廣東香山人,在廣州就讀小學、中學,後考入同濟大學攻讀土木水利工程。 1922年被推薦到德國漢諾威工科大學,勤工儉學攻讀水利工程,畢業後留在德國土都加城蓄能水電站任實習工程師,1927年回國任廣州市工務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後,堅定跟隨中國共產黨在廣東開展建設工作,曾任廣東省水利廳總工程師、廣東工學院(現廣東工業大學)院長等職,負責廣州市城市規劃和建設工作,組織支援“東深工程”建設。自1945年麥蘊瑜南沙歸來,堅持30年上書收復南海,被譽為“南海先知”。

1897年,麥蘊瑜出生於廣東中山,1909年在廣州沙石三界廟叢桂小學畢業,後入讀德國人開辦的半公費教會廣州中德中學。中學畢業時成績名列前茅,考入同濟大學攻讀土木水利工程。 1920年大學畢業後,在中學代課一年。大學時成績超群,1922年被推薦到德國漢諾威工科大學,勤工儉學攻讀水利工程,1925年畢業,留在德國土都加城蓄能水電站任實習工程師,首次受邀參加薈萃世界優秀專家的第二次國際水力發電會議。 1927年回國。

抗日戰爭時期,麥蘊瑜任廣東省政府技術室主任。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從9月開始,各地受降儀式漸次展開。 1946年10月,國民黨政府出動軍艦,開始收復南海諸島,廣東省政府顧問麥蘊瑜被任命為南沙接收專員。

1946年12月12日,麥蘊瑜跟隨艦隊,在中國漁民一直稱為“黃山馬峙”的島上登陸。而此前,在海南島失陷之後,黃山馬峙一直被日軍佔領。此時島上已經空無一人,小徑早已被植被蓋滿。這個島的西南方,在防浪堤之末端,有條大路,路旁有一座日本人建造的紀念碑,上岸近看,上部繪著日本國徽,下面書有5個大字“大日本帝國”。

麥蘊瑜與海軍官兵登岸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拆除這塊日本碑,重新立下中國主權碑。這是中國作為二戰後的四強之一,開始收復海疆失地、主張自己海洋國土主權的第一步。麥蘊瑜與海軍官兵們一同在碑旁舉行接收和升旗典禮、拍照紀念。完成接收工作後,麥蘊瑜又帶領測繪小組對太平島進行了測量。

南沙歸來,麥蘊瑜迫不及待地寫了一份南沙開發提綱。此時,中國對南海開發的認識還在起步階段。麥蘊瑜,這位水利工程專家,成為中國最早一批對南海有了理論認識並進行過實地考察的科技人員,可謂南海開發的“先知”。

麥蘊瑜先是介紹了南沙群島的概況,這部分出自他隨海軍接收南沙群島時收集和勘探的資料。之後,他對南沙建設提出了幾個方面的設想:首先,建立通信。在南沙群島上建無線電電台,向大陸發送海浪和氣候數據;其次,對南海進行測候,設立氣候觀測所,以及研究颱風,海洋潮汐;同時,設立燈塔,浮標等設備,以承擔中國對此海域的責任。以上三點,既是對南海進行開發利用的第一步,也是戰後中國作為與蘇美英比肩的大國所擔負的國際責任。

然而,令麥蘊瑜痛心的是,民國期間政府對南海的開發,並未迎來他所期待的高潮。不久,國內戰事即起,麥蘊瑜的宏圖只能停留在紙上。 1949年10月初,時任國民政府廣東省建委主任的麥蘊瑜已拿到了全家人飛往台灣的機票,就在這時,中共地下黨找到他,希望他能留守廣州,保護留在廣州市的各類物資儲備。麥蘊瑜決定留下來,建設新中國。

10月14日,廣州解放。麥蘊瑜向新政府移交了不動產和儲備物資,不久後又向新政府獻上一份禮物,就是那份南海開發建議書。廣東省政府秘書長雲廣英為此兩次來到廣州市六榕路麥蘊瑜的家。告訴麥蘊瑜,此行是奉省政府主席葉劍英的指示,並請麥蘊瑜任珠江水利局總工程師。在11月中共華南分局召開的“廣東省第一屆沿海工作會議”上,葉劍英提出了沿海工作的方針:“鞏固城市、依靠農村、面向海洋。”“把海島工作搞好,國防才能有保障,而南海上生產也能大大發展。”中共華南分局成立了負責兩廣的海島管理科;各市至縣成立海島處或科。

1951年8月,在沒有中方參與的情況下,英美等國主導《舊金山和約》簽訂。時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發表了《關於美英對日合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強調南海諸島是中國領土,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時一度淪陷,日本投降後為國民政府接收。看到周恩來的聲明,麥蘊瑜立即將自己收集的資料作為附件一併寄到外交部。適逢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麥蘊瑜作為工程技術專家代表,特地在會議上作了題為《南沙群島是我國神聖領土》的發言,強調:“南沙群島是我們中國神聖領土,要努力開發!”此外,還致書香港《大公報》,復原接收南沙群島的過程,宣傳海洋意識,指出:“南沙群島是中國在南海不沉的漁船。”

1957年6月6日,麥蘊瑜致信時任省委書記兼省長的陶鑄,再次提出南海開發計劃,提出將自己收集編撰材料出書,並請農業專家卓振雄承擔編寫工作。麥蘊瑜請求陶鑄安排有關部門審查,准予公開出版或內部印發交流。根據麥蘊瑜的南海筆記、勘測資料,卓振雄執筆寫了一部名為《祖國的南疆——南沙群島》的書稿,約5萬字,全面介紹南海、普及海洋意識、海權觀念。

麥蘊瑜這位老人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和顛沛流離的年代,卻始存一顆赤子之心,他曾經歷近代歷史上空前的“乙卯年大水災”,目睹淹田數百萬畝、災民數百萬,因而立志學水利;20世紀50年代,麥蘊瑜同廣大干部和人民一起,從堵口復堤、聯圍築閘,到大搞蓄水、引水、提水工程,讓流溪河、松濤、鶴地、高州、新豐江等20多宗大型水庫在廣東誕生。

1962年,麥蘊瑜被委任為廣東工學院院長。 1963年春夏,南粵奇旱。香港缺水尤甚。居民飲用水大受限制,港方四天供水四小時,接水排隊長龍隨處可見。粵港兩地,一衣帶水,血脈相通。水是生命之源,而血更濃於水!幾經研究、論證,中央最後決定:實施“東深工程”建設,讓東江水流向香港。

當年,廣工學子在東深工程施工現場。

當時東深工程工地的施工條件之差,缺少大型機械設備,工人們就手挖肩扛,甚至連土石方、混凝土的攪拌、澆築,都是徒手來完成。在極度缺乏技術力量的情況下,麥蘊瑜帶領廣東工學院奔赴支援工程建設,“要高山低頭、令江水倒流”的口號一時間響徹廣東大地。在奮戰9個多月,3次延遲返校復課後,“東深工程”建設完滿完成。在這場實戰中,麥蘊瑜主張理論聯繫實際,學用一致,培養和造就了大批既能設計,又能施工、管理的新一代水利技術人才——他們當中許多已成為水利建設中的主要技術骨幹——可謂“桃李滿天下,將“東深精神”傳播在南粵大地。

1978年,麥蘊瑜堅持上書收復南海,第三次就南海開發提出建議。這一次,他把信直接寫給剛到任不久的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來信隨後被刊登在7月31日印行的廣東省委1978年99號《信訪摘報》中,廣東省委對來信作了批示。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員隨後到省委檔案處借閱了這份南沙群島資料原件並複印。 9月7日,南海海洋研究所人員再次來到麥蘊瑜家,接收麥蘊瑜30多年來收集的24件材料。其中有關南沙群島的12件,南海和南海諸島的11件,西沙群島的1件。數十年如一日的調查、研究、呼籲,麥蘊瑜終於等來了回應,儘管此時他已經83歲,對南海主權和開發的問題依然意志堅定、盡心竭力。這一時期,中國也開始了對海洋國土重新認識和高度重視的新階段。

南沙守備部隊官兵在南沙永暑礁巡邏。

1988年12月,在廣東省、廣州市和海軍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聯合舉辦的紀念收復南沙群島42週年座談會上,91歲的麥蘊瑜專門遞交了書面發言,再次強調中國對南沙擁有主權。 1987年國家科委接納了專家的建議,將“南沙群島及其鄰近海區綜合科學考察”列入國家“七五”計劃的科技專項。自1946年提出開發南沙願景,並持之以恆堅持數十年的麥蘊瑜,終於有機會看到了一個廣闊的南海調查、開發藍圖徐徐展開。

在個人撰寫的回憶錄中,麥蘊瑜這樣寫道:“35年來的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亦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真正用到我辛辛苦苦學來的水利技術。我雖然老了,微軀還健,尚能閉門讀書,閉門思過……”

麥蘊瑜教授的一生,都和水利連結在一起,即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宵衣旰食,不斷收集整理關於珠江流域的資料,為珠江的治理殫精竭慮。在他去世後,家人為其整理出的資料、著作多達一車廂——它們被捐獻給國家。這是這位老人留給國家最後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