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 流亡美國16年不改拳拳赤子心的陳其瑗

陳其瑗（1887-1968），廣東廣州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積極開展民主革命運動，任教黃埔軍校、籌建中山大學，接受進步思想，為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做出許多貢獻。 1930年起，因國民黨通緝流亡美國16年，在美翻譯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書籍，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積極組織華僑抗日救亡、捐資捐物支援前線。 1946年回到香港創建達德學院，培養一大批進步人才，以適應革命發展需要。作為民革的卓越創始人，他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副部長、全國僑聯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落實僑務政策，開展華僑工作，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貢獻力量。經過長期革命實踐的錘煉，1959年3月，陳其瑗終於實現多年心願，以72歲高齡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長為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陳其瑗，1887年3月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早年就讀於“廣東高等學堂”，因著文《破三綱論》反對“君綱、父綱、夫綱”而被逐出校門。後來，他考入北京大學採礦冶金工程科學習，立志“礦業救國”。

1912年，陳其瑗從北京大學畢業，懷著一腔熱情準備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知識都貢獻給國家。在此後的10年間，他換了不下十幾次工作，先後做過北京政府農林秘書、交通銀行秘書長，廣東省公署秘書、財政廳秘書、工藝局實業司科長、鐵路局總務處處長、機務處處長等政府職務，還擔任過廣東許多地方學校的教員、校長等職，後來又被推舉為廣東省教育會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身為廣東省教育會副會長的陳其瑗與廣東高等學校同學會一起通電各省教育會並轉各校員生，呼籲全國學界一致聲討賣國賊，為京、津學生後援，以伸張正義捍衛國權。

在廣東政府任職期間，他同孫中山有了接觸。由於經常聆聽孫中山的教誨，他對孫中山的思想和人品充滿了崇敬。 1921年秋，陳其瑗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在廣東大本營期間，他受孫中山的委託，擔任廣州大本營（大元帥府）財政部總務廳廳長一職，後來還擔任過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中國銀行監理官。

1925年，孫中山逝世，陳其瑗決心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為革命事業奮鬥到底。他繼續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並先後擔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黃埔軍校教員，廣東國民大學校長等職。 1926年，廖仲愷提議，將孫中山生前在廣東創辦的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聽到這個消息後，陳其瑗積極響應，以特邀委員的身份加入到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中。

1925年至1926年間，陳其瑗經常到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罷工委員會、工人夜校講課，和惲代英、熊雄、鄧中夏、蕭楚女等共產黨人熟識。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下，陳其瑗開始認識到，中國的革命只有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成功的希望，逐漸成長為共產黨的擁護者。

前排左起：丁惟汾、顧孟餘、徐謙、譚延闓、孫科、宋慶齡、宋子文、陳友仁、經亨頤、吳玉章；中排左起：江浩、董必武、丁超五、鄧懋修、陳其瑗、於樹德、彭澤民、毛澤東、林伯渠、朱霽青；後排左起：週起剛、王樂平、王法勤、夏曦、詹大悲、陳公博、惲代英、鄧演達、許蘇魂、謝晉。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陳其瑗一本初衷，信守孫中山三大政策，堅持與共產黨人團結合作，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積極反共的錯誤政策，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並遭通緝，不得不於當年流亡海外。他先是到了澳門，1930年到了美國，開始了他長達十多年的僑居海外的生涯。

在美國期間，陳其瑗在紐約等地華僑學校當過教員、教務主任，為生活所迫還當過工人、演員。他親眼見到了美國移民局如何虐待華人，見到了美國失業工人的悲慘生活。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在美國船廠做工，親身體驗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 “九•一八事變”後，陳其瑗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非常氣憤，決心積極支持國內的抗日戰爭，公開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

1936年，陳其瑗與司徒美堂發起組織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動員華僑團結起來，以實際行動參加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鬥爭，他任常委、宣傳部主任。後來他擔任過美國華僑反帝大同盟總部秘書，還擔任過紐約市數家報紙的常務編輯、編委，利用進步華僑報紙公開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他還翻譯介紹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書籍，向國人傳播新的思想。他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故事》的譯後語中寫道：“我們知識分子今後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斷地向群眾宣傳革命知識，傳播革命方法，鼓舞革命熱情，振奮抗敵精神，使他們迅速地集結在有真正革命綱領、有堅強戰鬥組織的革命中心指導下共同作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內需要大量的戰地醫務人員。以紐約為基地的“中國援助基金會”和宋慶齡籌辦的“保衛中國同盟”在世界各地尋找志願醫務人員，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加拿大共產黨員、著名胸外科醫生諾爾曼•白求恩響應這一號召，在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共同派遣下，決定不遠萬里前往中國。而當時的中國，正處於一片戰亂之中，戰火連天，形勢複雜。白求恩一行3人，帶著很多醫療器械和藥品，路途遙遠且危險重重，如何保證白求恩一行安全到達中國內地戰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1938年1月，參加美國共產黨中國局工作的陳其瑗知道這件事後，非常關心。他電告香港的共產黨員郖榮，要他負責接待，盡一切辦法保證白求恩一行的安全，使其順利到達內地。郖榮接到這個電報後，與另一位姓蔡的工友一起為白求恩醫療隊安排了住宿與船隻。白求恩醫療隊經過10週數千里的旅程，途經香港、漢口、西安，橫穿豫晉陝三省，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顛簸跋涉，終於在1938年3月31日到達革命聖地延安。

陳其瑗一生熱愛教育，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國民的素質密切相關，而教育乃是提高國民素質之大計”。 194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方局副書記董必武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會議。會議期間，董必武邀請陳其瑗回港建立一所正規高等學府，以適應人民解放戰爭和未來新中國建設對人才的需要。

1946年，陳其瑗回到香港，積極為籌建學院奔走。在多方面的支持下，1946年10月10日，香港達德學院正式開學，陳其瑗出任院長。學院董事會由李濟深、蔡廷鍇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組成。該校擁有胡繩、鍾敬文、千家駒、許滌新、黃藥眠、陸怡、陶大鏞、章乃器等著名學者、專家構成的師資隊伍。同時，馬敘倫、馮乃超、喬冠華、何香凝、茅盾、林默涵、周而复、郭沫若、夏衍、臧克家等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也應邀到校講學。

香港達德學院的校名，取義於儒家《禮記•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德即常德，意為人所公認的美德。香港達德學院的命名，深切表達了學院創辦者的辦學宗旨和教育思想。在辦學方向和培養目標上，達德學院提出“研究高深學術，養成為人民服務之實用人才”。

香港達德學院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戰工作在教育戰線上的碩果，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共培養了800多名畢業生。 1949年2月23日學院被港英當局無理取消註冊後，同學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分批北上和到廣東各游擊區參加革命。香港達德學院學生離校參加武裝鬥爭的人數在200人以上，他們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光輝的貢獻，其中有18位師生英勇犧牲。

陳其瑗回到香港後，還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積極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後來他又與李濟深、何香凝等人一起，從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建工作。 1947年10月底，他與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李章達一起，共同簽名寫了《上孫夫人書》，懇請宋慶齡來港領導工作。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陳其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發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這一號召當即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許多旅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紛紛準備離港北上。 1948年12月，陳其瑗同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陳此生等8位同志一起北上，安全到達解放區。在解放區，他讀到了很多有關馬列主義的書籍和毛澤東的著作，並聽到了很多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作的報告，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又一次深遠的影響。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陳其瑗同朱德、董必武、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人一起前往北京西苑機場迎接，並與毛澤東等人親切合影。 6月，陳其瑗作為國外華僑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會，擬定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共同綱領起草工作。 9月，陳其瑗出席了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其瑗同志歷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副部長、全國僑聯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奮發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陳其瑗是歸僑中的領袖，對華僑非常關心。他在擔任內務部領導工作的同時，熱心支持僑務工作。其時不少華僑在國外遭受迫害而回國。為安置這些難僑，政府先後創辦了幾十個農場。陳其瑗念念不忘難僑，常常關心華僑農場的情況，並堅決反對歧視歸僑、僑眷的做法，主張僑務政策必須貫徹落實。

抗美援朝期間，陳其瑗參加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並積極發動華僑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6月10日上午，在京歸國華僑約1000人，舉行了北京歸國華僑響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三大號召大會，號召歸國僑胞熱烈捐獻武器。大會由李濟深、陳其瑗等組成的主席團主持。會上，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號召華僑踴躍支援英勇保衛祖國的人民志願軍。大會一致通過向全國歸僑發起捐獻“華僑號”飛機、坦克、大砲的倡議，並一致通過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致敬電。

1959年3月，在董必武和謝覺哉的介紹下，陳其瑗以72歲的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心願。入黨後，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廣泛聯繫、團結華僑及愛國民主人士，為鞏固和發展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盡心竭力。

陳其瑗一生艱苦樸素、大公無私，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改本色。在內務部工作時，組織上本來分配給他一套四合院，但他堅持搬入內務部宿舍；部裡配給他一位炊事員，他堅持不用，而是在職工食堂就餐。他常說：“要建設一個強盛的國家，國家工作人員首先要艱苦樸素。”那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卻處處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一絲不苟。實行工資制以後，他的工資定為300元，但他每月只用30元作為生活費，把餘下的工資用於幫助別人，或者交了黨費。內務部許多工資低的干部，都得到過他無私的幫助。他對家屬的要求嚴格，節餘的錢，從來不給子女。他說，青年人追求個人享受，不願為人民利益艱苦奮鬥，是一種危險的現象。

陳其瑗於1968年5月30日於北京病逝，享年81歲。董必武曾為他寫了一首挽詩，詩中說：“年高過八十，病竟奪其生。衣食皆從儉，工薪總擬輕。風雲世界變，金石諾言誠。到老三篇學，心同張白貞。”（注：張指張思德，白指白求恩）這是對陳其瑗儉樸無私、堅定不移跟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崇高行為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