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1908-1983），民主革命先驅廖仲愷和何香凝之子，出生於日本東京，曾就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21年在廣州培正中學學習，1925年在廣州參加學生運動、工人運動，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德國、荷蘭、比利時等國積極宣傳抗日，曾7次被捕入獄，仍堅定信念為革命奮鬥。抗戰期間兩次擔任新華社社長，是新中國廣播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僑委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致力落實僑務政策，帶領創辦華僑大學、復辦暨南大學，為僑校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外聯部副部長，是周恩來總理處理外事工作的“首席助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大團結、實現祖國的統一事業中，在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Image廖承志是廣東惠陽人，1908年9月25日出生於日本東京，青少年時就在孫中山、宋慶齡和父母親廖仲愷、何香凝的教育熏陶下，積極投身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1921年冬，廖承志到廣州，在培正中學學習。 1923年，入嶺南大學中學部讀書，參加學生運動。翌年8月，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參加工人運動。父親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收買的兇手暗殺，他決心繼承父志，堅持革命。
1927年春，廖承志與姐姐廖夢醒到日本。同年4月，他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習，參加學生團體“文化思潮研究會”和中共東京特支領導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會”。 9月至翌年初，由於參加革命活動，他曾三度被捕，驅逐出境。
1928年，他回國從事革命活動，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德國，任國際海員工會委員，並在柏林亨德第二大學政治經濟專業學習。翌年10月，任漢堡國際海員碼頭工人總工會俱樂部支委、書記，主持《中國海員》復刊，並到荷蘭、比利時從事工人運動。
1930年，到莫斯科出席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翌年初，他到荷蘭鹿特丹，成立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西歐分會，曾帶領中國海員罷工獲勝，期間多次被捕。 12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與蔣經國同校。
1942年，廖承志因叛徒出賣再次被捕，被關押在馬家洲集中營，廖承志喜歡畫畫，便在獄中用漫畫與敵人積極鬥爭。他借用漫畫諷刺敵人，在牢房的石灰牆上畫了一幅《黃鼠狼向雞請安》的漫畫，揭露特務們想誘自己變節，沒安好心的誘降陰謀；他曾作了一幅《文天祥戴枷圖》，以文天祥自喻，表達自己要像文天祥那樣，不怕坐牢，不怕犧牲，要為理想信念戰鬥到底的決心；他還巧妙地借用漫畫向黨中央報告自己在獄中的情況，他用紙條畫了一組《胖子自畫像》，請被策反的獄中看守姚寶珊帶出，交給他的母親何香凝。
“胖子”是廖承志的外號，這組漫畫記錄了他在監獄裡的一些生活細節：在牢房裡，一個胖子正笑容滿面地用一個小水盆裝水擦澡；牢房裡，一個胖子瞪大眼睛在挑飯菜裡的石子和蟑螂…這組自畫像暴露了他所處的惡劣環境，也形像地反映了他堅貞不屈的革命意志、樂觀風趣的精神品質。
1945年，蔣介石命令“軍統”把他轉移到重慶，先後將他關押在有“兩口活棺材”之稱的渣滓洞和白公館。為了在國共談判前逼他投降，蔣介石最後親自出馬找他談話，勸他悔悟退黨，留在蔣的身邊工作。他斷然拒絕，並明確表示：“我活著是中國共產黨員，死做中國共產黨的鬼！”
廖承志是新華社的早期負責人，1937年3月至10月、1946年7月至1949年6月，他兩度擔任新華社社長，為新華社的發展傾注了心血。
1947年，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解放日報》停刊，新華社肩負起通訊社、中央機關報、廣播電台三項重任，成為黨中央指揮解放戰爭、向國內外進行宣傳報導的重要工具。新華社成為“三位一體”後，幹部來自五湖四海，如何讓大家凝聚在一起，成為了廖承志的首要工作。廖承志親切、熱情的態度和平易近人、幽默詼諧的作風很快感染了周圍的同事，讓大家和衷共濟、親如一家。
為了更好地向世界傳播黨中央的聲音，廖承志開始積極籌辦英文口語廣播。 1947年9月11日，英文口語廣播正式開播，為提高廣播質量，他經常親自審閱稿件，還請來了安娜·路易斯、李敦白等國際友人幫忙。
根據形勢的發展，廖承志還在全國各野戰軍建立了新華分社或總分社，及時匯集和報導全國解放戰爭的進展情況。在他的關注下，新華社國外分社也開始籌建，1948年春，第一個國外分社在捷克布拉格建立，隨後，又在倫敦建立了分社。這兩家分社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抄收和發布新華社的英文電訊，不斷擴大解放區在國外的影響力。
新中國建立後，廖承志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統戰部副部長，政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任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副團長，應邀到日本訪問。以此為開端，1962年9月，應周恩來、陳毅邀請，日本著名人士松村謙三訪華。隨後，與日本前通商產業大臣、企業家高崎達之助率領的日本經濟代表團談判，簽訂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並在兩國首都分別設立廖承志與高崎達之助的辦事處，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 1963年10月，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 1972年，任外交部顧問，曾參力口毛澤東主席會見田中首相的會談，對促進中日建交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紀50年代開始，廖承誌任中僑委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致力落實僑務政策，深受廣大華僑、華人、僑眷的好評和讚揚。
1958年，經國務院批准，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廖承誌時任中僑委主任，當廣東開始籌備重建暨南大學時，中僑委即撥專款人民幣100萬元資助。廖承志多次親臨學校視察指導重建工作，就如何辦好暨南大學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
為解決基建困難，在當時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親自致函周恩來總理，請求國家計委下達指標。由於暨南大學是以招收華僑、港澳學生和台灣省藉學生為主的大學，廖承志特別指出：“華僑、港澳學生在各方面都同國內學生不同，有其特殊的地方，不能簡單化，要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要根據他們的特點，正確地、耐心地、生動活潑地進行工作，使學生好像在家裡一樣感到溫暖。”
為了貫徹暨南大學新的辦學方針，動員國內各方面的力量，以及發揮華僑、港澳台同胞的積極性，共同辦好暨大，20世紀60年代初，根據學校建設委員會的提議，決定恢復董事會，對此，廖承志要求學校從速籌備。
在廖承志的督辦下，1963年2月9日下午，暨南大學董事會在廣州羊城賓館隆重舉行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暨南大學董事會章程》，聽取了學校關於重建4年來的工作和今後工作設想的報告。廖承志擔任了新中國成立後暨南大學董事會的首任董事長。
同時，廖承志還提出創辦一所以招收歸國華僑學生為主的華僑大學的報告，並親自呈送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60年春節剛過，創辦華僑大學的一系列準備工作隨即全面展開。 1961年8月17日，中僑委、教育部聯合向國務院正式呈報《創辦華僑大學方案》，並於11月1日得到國務院正式批准。從此世界上有了第一所以“華僑”命名的大學。
廖承志關心祖國統一大業。 1981年，他對原台灣《政治評論》月刊社社長馬壁說：“我們的政策是不會變的，台灣的老朋友完全可以放心。我希望台灣和大陸之間不必把精力花費在理論爭辯上，我們海峽兩岸要多進行些實際接觸，以消除隔閡，在實際行動上把我們的民族感情表現出來。”
1982年7月24日，他寫信給蔣經國說：“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此信公開發表後，海內外震動。
廖承志還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
廖承志一生勤勤懇懇為黨工作，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的大團結、實現祖國的統一事業中，在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丹心一片承先志，鞠躬盡瘁為革命”，也成為他50多年革命生涯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