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衍鎏（1875-1963），廣東番禺人，有“中國最後一個探花”之稱。 1906年至1909年，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習法政。 1912年至1916年在德國教授漢語並積極籌建中國語言和文化系，為促進中德文化教育交流立下“首創”之功。他書畫水平高超，舊學與新學在其身上融合交匯，1960年被周恩來總理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其次子商承祚（1902-1991）是傑出的愛國人士，擁護共產黨，精通考古，抗戰期間冒著戰火往返長沙戰場搶救珍貴文物，被稱為湖南楚文化考古和研究的開山鼻祖。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民盟中央委員兼廣東省副主委、廣東省博物館籌委會副主任、廣東省書法協會主席等職務，為廣東省的文物保護工作與博物館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商家一直以來“不求虛名，不收不義之財”，秉承“藏寶於國、實惠於民”思想，祖孫三代為國無償捐寶6000件，價值數億元，為傳承和保護文化文物作出巨大貢獻。
商衍鎏1875年出生，廣東番禺人。他從小苦讀，1894年甲午科舉人，在廣州光孝寺西華堂讀書多年。 1904年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入進士館。其間1906年至1909年被派往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習法政。後歷任翰林院侍講銜撰文、國史館協修、實錄館總校官、幫提調等職。
商衍鎏雖長期受封建傳統教育的影響，但能跟著時代前進，順應歷史潮流，政治思想比較開明，意識到封建制度必然滅亡，民主革命不可抗拒的道理。對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共和政體表示贊同，絲毫沒有主張復闢封建制度的言行，是難能可貴的。
民國初年，商衍鎏及兄長商衍瀛及他們的家眷避居青島，德國漢堡殖民學院（Hamburgische Kolonialinstitut）邀請往漢堡殖民學院東亞系任奧托·福蘭閣的研究助理，商衍鎏攜長子商承祖一同前往。
在德期間，商衍鎏教授漢語，還幫助籌建了漢堡殖民學院中國語言和文化系。殖民學院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專門撥出二萬馬克。商衍鎏編制了採購中文的書目，並向國內訂購了一批很有價值的中國圖書，成為奠定今漢堡大學漢語系基礎的里程碑。擁有八萬餘冊的今日的漢堡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已經成為德國規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圖書館。 “末代探花”商衍鎏為促進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立下了“首創”之功。
1916年，商衍鎏回國後曾任江蘇省督軍署秘江西省財政特派員。任職期間，曾建議財政部修改其中不恰當的條文。財政部同意並交其執筆修改。此事為商人所知，託人說項，說如能將其條文按他們的利益改動一下，將送酬金5萬元。商衍鎏不為重金所動，嚴詞拒絕。
商衍鎏熱愛祖國，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分痛恨。當日寇侵略中國東三省時，他在《感憤》詩中寫道：驚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籬逼冀燕。莫恃匡時新有策，長蛇封豕欲難填。詩中對“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以及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投降政策必然帶來的後果，給予深刻的揭露和嚴厲的抨擊。他對國民黨的苛政無比痛恨，曾以“斗米需錢百萬多”成轆轤體長詩加以揭露。
商衍鎏在書法方面造詣亦深。他的作品流傳不少，在書法界有一定影響。楷書初學褚、顏，功力較深。中年以後轉而致力草書，從章草下手，經過一個時期的臨摹，勤習諸名家範本，使書體變化自如，飛逸多姿，60歲以後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評者謂其書法兼有顏魯公的沉著端莊、褚河南的秀勁超逸。行書尤見神韻瀟灑，剛柔相濟，意趣盎然，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
新中國成立後，商衍鎏歷任江蘇省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60年7月，被周恩來總理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晚年，他不辭辛苦撰寫了一部23萬字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全書材料翔實，內容豐富，條理清楚，填補了我國學術界的一項空白，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隨後又著有該書姊妹篇《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他還從三十馀年的詩作中選出400首，書畫26幅，《畫竹一得淺說》一篇，並附上徐宗浩所臨柯九思《竹譜》，合為《商衍鎏詩書畫集》，1962年影印出版，書中文字全部由他親自繕寫。
商衍鎏的次子商承祚（1902-1991），自小酷愛古器物、古文字，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錢幣學家、古文獻學家、考古學家、文物鑑藏家。
19歲時，商承祚師從羅振玉學習古文字和文物鑑賞，把這份“痴迷”轉為“正業”。得到名師的指點，商承祚的學術功力在隨後的三年裡迅猛增長。 1923年，商承祚推出了自己的處女作《殷墟文字類編》。此書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甲骨文字典，全書14卷，收字4184個，其中包括重文3394個，甲骨獨體文790個。年及耄耋的羅振玉對於弟子所取的成就頗感欣慰，欣喜後繼有人。王國維也欣然為此書作序，稱“如錫永此書，可以傳世矣”。
商承祚非常注重保護歷史文物，甚至可以說是不惜生命。 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轟炸機長期頻繁在長沙轟炸。為了避免古墓被轟炸搗毀，商承祚不顧戰火蔓延，在長沙停留了一年多，對所看到及鑑定的出土文物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調查與逐一記錄，包括那時還不為國際漢學界列入研究重點的楚帛書。
當時，商承祚得到消息：東郊有人挖開了一座古墓。他急忙趕到現場，可為時已晚，完好的文物已被拿走，只剩一些殘片，其中一個泥團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泥團怎麼會有皺摺？專業的敏感性告訴他這絕非等閒之物，他趕快包好帶回住處。晚上，他在燈下展開這團“泥紙”時大吃一驚，原來這是一種絲織品——帛。帛盛產於周代末年，上面的文字是用漆寫的。由於年代久遠，帛已變得和泥土一樣，其字體古拙難識且非常模糊。那是商承祚第一次見到楚帛書，也是他為時半個世紀楚帛書研究的開始。可惜的是，他將楚帛書交朋友鑑定後不知下落，一直到1957年才從日本友人處獲得美國費利爾美術館拍攝的楚帛書全色照片。承續以往的研究，商承祚最終寫定《戰國楚帛書述略》這部楚帛書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在商承祚先生的一生中，凡是有考古價值的實物資料，他都不輕易放過，總是從保存文物，弘揚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從事整理、詮釋、考證，並利用古文字和古器物研究古史，校勘古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商承祚也是一位傑出的愛國人士，他一生追求進步，嚮往光明，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民盟中央委員兼廣東省副主委，也曾任廣東省文管會副主任、廣東省博物館籌委會副主任、廣東省書法協會主席，為廣東省的文物保護工作與博物館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自商衍鎏起，商家就流傳下“心有常師淇澳竹，品宜特立華峰蓮”的祖訓，告誡子孫人生在世不求虛名，應以治學為本，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不義之財，決不收受，否則影響人品道德，為人所恥、可惡。商衍鎏在晚年決定將畢生收藏的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他認為應該“藏寶於國、實惠於民”。從1960年開始，到1964年去世，他捐出100餘件青銅器和明清家具。隨後，商承祚又捐獻了更多的文物，包括大量的古籍和字畫，其中包括著名的鄭板橋《竹石圖》等等。總計1000餘架文物中，一級文物達100多件，二級文物400多件。
1991年，商承祚病重彌留之際，告誡子女將家中所有珍藏全部上交給國家，不能要國家一分錢。商承祚逝世後，其子商誌等人遵照遺願，向國家捐贈500多件文物。 2002年，商志又向中山大學捐贈4200冊珍貴古籍。接受商家捐贈的單位有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深圳博物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等十幾家單位。
商家並非大富大貴之家，新中國成立後的商家後人一直是工薪階層，可他們從來沒動過賣掉哪怕一件文物，以換取財富的念頭。他們捐出去的一副畫，即使在當時也能值幾十萬美元。
中山大學提出要獎勵商家10萬元，商家堅決不肯收，最後作為獎學金留在了大學裡。商志也是考古和文物方面的專家，曾帶隊前往香港進行考古發掘。 2004年，他每年從退休金裡拿出一萬元，設立了“商承祚人類學獎學金”，專門用於資助人類學系的優秀學子。
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張文彬評說，“商承祚和家人捐獻給國家的文物，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居全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