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廣州的人性格之前，不妨先從兩個歷史的細節，作切面的初淺思考。
生緣斷處伸驢腳
驢腳伸時佛手開
其一，嶺南佛教傳播從牟子開始，至南天竺高僧菩提達摩一葦渡海，到廣州傳播禪學，是為禪宗初祖，傳至惠能而彰顯於天下。惠能目不識丁，主張即心即佛，不立文字，當下一念，見性成佛，“生緣斷處伸驢腳，驢腳伸時佛手開”。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陸象山說“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陽明說“個個人心有仲尼”，文異而義同。所謂聖人滿街走，是東方文化的精義所在。
惠能這套理論，在北方受到抑制，佛教史上有“南頓北漸”之爭。北宗認為人的佛性為客塵所覆，必須透過時時修習，拂塵除垢，才能成佛。這種修習過程，繁瑣冗長，許多人窮盡一生，可能連門檻尚未摸到。而以惠能為代表的南宗，帶有很濃的草根色彩，修持方法通俗易行，重在頓悟，阿貓阿狗皆可成佛，無須理會那些繁瑣的義學。這種北繁南簡的現象，從文化上觀察，別有深長意味。北方講究繁禮多儀，循序漸進，有時儀式比結果更重要；而南方則喜歡避繁就簡，舍名求實，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虛文縟節。
其二，在廣州，有一種居所叫“古老大屋”，因大多在西關，也叫“西關大屋”。在中國的傳統建築中，獨樹一幟。西關大屋大量出現於清末民初，屋主多是當時的達官縉紳、富商巨賈。很多人把西關大屋與名門望族聯繫起來，彷彿只有上流社會的富人，才住得起西關大屋，其實不然。
西關大屋並不是殷商富紳的代名詞，它的第一代主人也許是豪門大族，但到第二、三代，在同一扇坤甸大門內，已是五方雜厝。有錢人家，不過是在中堂多掛幾幅字畫，多擺幾張酸枝桌椅，橋台上陳列幾件名瓷罷了；沒錢人家，則家具寒酸破舊一點，更多是幾戶人合住一間大屋，連正廳也行床睡人，顯得擁擠凌亂。但有錢人家和升斗小民的住宅，並沒有鮮明的畛域界限。富商、豪紳、名醫、紅伎、優伶，往往雜居一巷，都是左鄰右舍，低頭不見抬頭見，不存在森嚴的等級之別。平民化、世俗化，是西關大屋的靈魂所在。
從上述兩個例子，均可從側面反映出廣州人某些典型的性格特徵，比如喜歡簡單、實際，討厭繁複的條條框框，與人相處喜平和、平等，過得自己過得人，不喜仗勢凌人，居富傲人。當然，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族群，都是由許多個性、學識、閱歷迥異的人組成的，生活方式多姿多彩，思想觀念千差萬別，所謂龍生九子，各不相同，任何以簡單的標籤將其歸類的嘗試，都注定會失於偏頗。但作為一個族群，長期生活在相同的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中，又必然會形成一種族群共同的自我意識，包括社會心理特徵、人格特徵，是為身份認同的基礎。
廣州人的心理性格，往往被歸納為：低調，務實，包容，靈活，開放，平和，冷漠，重利等。廣州人天賦極高，富有聰明才智，他們創造的許多新觀念、新思維，曾深刻地影響著一個時代的走向，但廣州人的性格一向內斂，訥於言而敏於行，習慣於用“事實勝於雄辯”來避開爭論，不懂得掌握“政治論述”的主動權。因此，儘管他們為學者們的創意立言，提供了極豐富的素材，但自己卻常被人視為“文化沙漠”和“整體素質偏低”。
在明清十三行時代，外國人為了和廣州人做生意，拼命學習粵語，當年的外國傳教士就編過不少《廣東土話字彙》一類書籍；廣州人為了和外國人做生意，也努力學習外語。儘管朝廷認為外國人都是“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但廣州人不僅以平等、誠信對待外國商人，而且還發明了“廣東葡語”，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後來又發明了“廣東英語”，和英國商人打交道。這些都說明廣州人性格中務實、靈活的特點。
廣州不僅對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對國內商人也有同樣的吸引力，彷彿這片土地特別適合經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從福建移居來的。他們在家鄉時不過碌碌庸流，但一到廣州便如飛龍在天，魚躍大海，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廣州，永遠是天下英雄創業的最好平台。這正反映了廣州人性格中包容、開放的特點，英雄不問出處，只要你有真本事，就可以建功立業。
從唐宋時的“蕃坊”，到近代的公行、洋行，廣州從來不缺乏外貿專才，即使鴉片戰爭後，廣東成為四戰之地的海防前線，中國的外貿重心移到上海，但當時在上海從事外貿的買辦、通事，乃至跟班、僕役等人，幾乎全是廣州十三行的班底。可以說，上海是在站廣州十三行的肩膀上起飛的。
很多人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搞經濟特區起步的。其實，早在特區出現之前，中國的國門已在廣州第一次向外資打開。當時國內經濟十分困難，市場極度萎縮，副食品只能憑票限量供應，連雞蛋也成了市民飯桌上的奢侈品，市民在春節也只能憑票每人購買三隻雞蛋。為了扭轉困難局面，廣州市把鮮雞蛋的供應，作為搞活市場的一個突破口，決定利用外資，在廣州興辦一家現代化養雞場。但接受外商捐贈，是沒有先例的事情，要冒一定的政治風險。
廣州市的想法得到港商熱情支持。 1978年，港商為興辦養雞場捐贈了42.8萬美元。作為個人捐款，當年是一個天文數字，經廣州市上報廣東省，再由廣東省上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最終獲得批准，同意接受。閘門終於打開了，“文革”後第一筆外商捐贈的資金進來了。當年年底，一個大型的機械化養雞場，便在廣州東郊黃陂果園，平地崛起。
從明清時期的十三行，到改革開放，廣州每走一步，都突顯了廣州人在中國走向世界潮流中所處的前沿位置。廣州人在社會出現急遽變革之時，比較實際、理性、靈活，願意接受新知識，較易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是廣州人的性格所致。誠如法國學者賴明（Gustave Le Bon）從自己的閱歷得出感悟，他說：“從我在各國之遠方遊歷中所帶回之最明顯的印象，即每一民族具有一種心理組織，如像其解剖學上之性質一樣固定，並且其感情，其思想，其製度，其信仰與其藝術等都是從其中所引出者。”
廣州人性格形成，與水土有莫大的關係。廣州受到海洋的影響，氣候溫暖潮濕，春夏的東南季風帶來充沛的雨量，是全國最多雨的地區之一。一水（珠江）一山（白雲山）是廣州的生命線，而水尤為重要。以前古越人是一個“水處舟行”的民族。北方人說：車到山前必有路；廣州人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北方人說：送佛送到西天，廣州人說：擺渡擺到岸邊；北方人說：床頭打，床尾和；廣州人說：船頭打，船尾和。北方人說：牆倒眾人推；廣州人說：趁勢踩沉船。廣州人滿腦子都是“船”，這是因為廣州人的生活，與江河大海關係殊深。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用“智者”來形容廣州人，也十分貼切。
廣州的飲食與北方菜相比，偏於清淡，其特色盡在“清、鮮、嫩、滑、爽、香”這六字真言當中。
廣州的傳統園林建築帶有濃厚的世俗物質享受色彩，運用大量舶來品材料，風格中西結合，既體現了豪華富麗的建築藝術，也反映著最物質化的生活藝術，玩賞之餘，又頗實用。
以廣州河南二居為代表的嶺南繪畫，用筆疏瘦，意向逼真，敷色清淡，恍然有呼吸清淑，飄逸瀟灑的感覺。
發源於番禺的廣東音樂表現著廣州人樂觀向上的精神，節奏明快通暢，音色清脆明亮，輕快如高山流水，熱鬧如花團錦簇。
再看廣州刺繡，分為兩大品類，一是盤金刺繡，以金線為主，構圖飽滿，金碧輝煌，絢爛奪目，其氣質恆令人聯想起廣東音樂；二是絲絨刺繡，開絲纖細，色彩細膩微妙，針法豐富多變、紋理分明，繡出的花鳥尤其精美，風格則與嶺南繪畫相近。凡此種種，無不投射出廣州人的性格特徵與文化價值取向。
廣州地區是嶺南畫派、廣東音樂、粵劇、南音、廣彩、廣雕、廣繡等民間藝術和工藝的發源地，這些看似五彩斑斕的地方文化，實則具有相同的氣質，探討其文化特色，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廣州人的性格特點。
文化在於交流。無交流即無文化。多元文化對廣州人的性格，起著深刻的改造作用。一方面是歷朝歷代南下的北方文化，對廣州文化起著深耕易耨的作用，不斷注入新鮮血液；另一方面因對外通商和華僑的出洋，近代西方文化對廣州亦嘗有“西潮東卷”的全方位衝擊。在內外文化雙重的作用下，廣州人的性格也隨著時代的變遷，發生著持續不斷的嬗變，不能以一成不變的目光視之。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作用下，有時這方面的特徵表現得強烈一些，有時那方面的特徵表現得強烈一些。比如在1920年代國民革命時期，廣州人“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的一面，便顯得更突出一些，但在承平之世，他們則更多是嚮往一種庸常的市井生活，做生意，賺錢，一家團圓，過自己的平靜日子，把賺錢視作一種藝術化的日常生活。
他們擅長用多種方法靈活地化解難題，此路不通，便另闢蹊徑，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會一條路走到黑。親戚朋友有困難，他們也樂於相助，但會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不硬充大頭鬼，不死要面子活受罪。他們不會拿生意、事業來交換人情。人情歸人情，數目要分明。這樣反而更易於建立穩定和長久良好的人際關係。他們善於把握尺度，尊重人的差異性，尊重個人的私人空間，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既不會太密，也不會太疏。
對性格豪爽的北方人來說，朋友相處，就得兩肋插刀才叫哥兒們；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朋友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此，他們覺得廣州人的這種性格特點，顯得“人情淡薄”，不夠義氣，太過小肚雞腸，他們常不屑地把廣州人叫做“小市民”。但恰恰是這種小市民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如細水長流，潤物無聲，對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有潛移默化的滋育之功。
2004年，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張建新研究員和他的研究團隊，陸續公佈一項進行了十幾年有關中國人性格的調查結果。調查範圍涉及華北、東北、西北、西南、華東、華南七大內陸行政區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被調查人群按1990年中國大陸地區人口普查結果進行抽樣，涉及20歲以上人群多達幾千人。在人格測驗中包括28個一般性格量表、12個臨床量表及3個效度量表三大類的測試題目，總共是500多道題目。
在“寬容、刻薄”與“靈活性”量表上，廣州人比西安人得分高，在“情緒性”、“阿Q精神”量表上，廣州人比西安人得分低。結果顯示：廣州答卷人與生活在西北地區的人相比較，具有更多積極品質，更有利於建立更好的人際關係，更好地適應社會，保持情緒穩定。他們能靈活地解決問題，在人際關係中更為和善。廣州人也顯示了較少與情緒和行為問題相關的心理痛苦，諸如焦慮、狂躁、猜疑、反社會行為、性適應問題以及病態依賴等等。這項調查對了解廣州人的族群心理與性格，不無裨益。
據2015年廣東省登記在冊的數據顯示，廣州市（人口1270萬）患重性精神疾病人數為4.9萬人，比例為3.86‰；廣東省（人口1.07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超過49萬人，重症比例為4.58‰。廣州的重性精神病發病率，低於全省的平均水平。按常理推論，廣州作為一線大城市，生活較其他地區更為緊張，壓力更大，患病率應該高於其他地區；加上廣州醫療水平較省內其他地區為高，精神病檢測手段更完善，檢出率亦應較高，兩方面因素合在一起，似乎不可能出現廣州重性精神病患病比例低於全省平均水平的情況。然而，目前數據卻顯示如此，值得社會學者認真探究。
廣州人的生活既樸實無華，又多姿多彩。聽起來好像自相矛盾，但恰恰反映了廣州人的性格，也是嶺南文化的特點：外冷內熱。外表看似平平無奇，其實內裡卻是千巖萬壑，山高溪深，鐘靈毓秀，有如一座還未完全勘探開發的豐富礦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