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過頭來看，歷史留給陳炯明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
1920年他率粵軍從福建漳州打回廣東後，出任廣東省長，他的最大願望，就是盡一切努力，避免廣東再陷入戰爭，好讓他有多一點點時間，把廣東建設成全國的模範省。
1921年，繼廣州成立市政廳之後，海口、高州、北海、江門、惠陽、汕尾等地的市政廳（局）也紛紛著手籌備，相繼成立。各地拆城牆、修道路、築公園，推行市政建設，一片熱火朝天。廣州市在第一公園建成之後，馬上動工興建第二公園和第三公園。以第一公園為中軸線，將省公署、交涉署、財政廳、市政廳、高等及地方檢視廳、縣公署、圖書館、大會堂，合建一地，成為廣州的政治中心；把東山一帶的叢墓限期遷走，在梅花村、竹絲崗建築新式住宅區，使之成為廣州的模範新區。
陳炯明決心以嚴厲手段打擊煙賭，除繼續嚴格執行禁賭法令外，凡私吸私售鴉片，一律施以重罰。有幾個省議員因為有煙癮，被警察當場抓獲，不得不向省議會辭職。政府還規定，所有醫生（不論中西醫）均須註冊，方能執業。所有機動車、人力車、汽船、民船，亦須註冊。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實行登記註冊。
酒肆旅館戲院和公共娛樂場，要執行政府頒布的衛生規則；衛生局僱用了1000多名清道夫，每天打掃街道，並疏通改造市內126條溝渠，從4月至7月，清通了1.8萬米的排水管和溝渠。還舉辦衛生知識展覽，印製了許多宣傳食物衛生的小冊子，逐家逐戶派發。
雖然許多措施在開始實行時，因改變了人們幾百年的生活習慣而遭到埋怨和抵制，但當新政確實為人們帶來好處之後，市井坊間，頌聲四起了。
在陳炯明的自治藍圖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環。
每一提到教育，陳炯明便念念不忘陳獨秀。早在漳州時期，他就曾邀請陳獨秀擔任教育局長，但對方沒答應。粵軍回粵後，陳炯明再次電促陳獨秀南下。陳獨秀對孫文身邊的人都有一種成見，這種成見是1912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時就形成的了。他認為孫文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
陳獨秀不了解陳炯明，這也是他當年不願意到漳州的原因之一。但後來漳州的發展現實，給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向陳炯明提出三個條件：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保持一致。陳炯明一口應承。 1920年12月25日，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布衣韋帶，一篋書卷，來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死氣沉沉的廣州。
陳獨秀到廣東，除了推進廣東教育事業之外，還有兩個目的，一是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攪動這裡的一潭死水；二是籌備組織共產主義組織。他在泰康路附近的迴龍裡九曲巷寓所門口，貼了一幅字條，上書“看雲樓”三字，笑看風雲變幻。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佈由陳獨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實行以合議制的委員會代替舊制的省教育廳。 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政務委員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務委員。政務委員中，四人由省長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學校長、各專門學校、師範學校校長及大學教授互選產生。委員長由全會委員互選產生。委員及委員長均任期一年，可以連任，委員長必須兼任大學校長。第一任委員長由省長聘請陳獨秀擔任（兼大學預科校長），以後按組織法選舉產生。
陳炯明之所以極力推崇陳獨秀，並不僅僅是看中他的名氣，他的教育思想，與陳炯明產生強烈共鳴，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們進行過幾次促膝長談。陳炯明談他在漳州的政治實驗，談聯省自治的理想，談目前廣東的情況。而陳獨秀則談他在北京的生活，談新文化運動，談蔡元培、胡適、魯迅這些人物，談《新青年》的一些趣聞逸事。陳炯明愈聽愈著迷。
“現在思想上、學術上、文化上新與舊的爭鬥很激烈。”陳炯明問，“就以教育來說，區分新舊教育的界線到底在哪裡呢？”
陳獨秀說，區分新舊教育的界線在於，舊教育是主觀的，教育主義是個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而新教育則是客觀的，教育主義是社會的，“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
“究竟是社會力量大，還是個人力量大？”
“對，歸根結底，就是這麼一個問題。”陳獨秀說，“我以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
陳炯明說：“但中國的舊教育，從《大學》開始，就是要教導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舊教育所推崇與追求的政治理想，不正是’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套循序漸進的政治哲學嗎？”
陳獨秀深深地凝視著他的臉，彷彿看到他的思想在黑暗中掙扎的情形。新舊思想的對抗非常激烈。信仰、思想、行動、人的全部精神活動都是充滿矛盾、偏枉和痛苦的，而這痛苦在他的臉上刻滿了疲憊和風霜，鬢角也已經摻雜了一些白髮了。
“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著想不可。”陳獨秀不贊成陳炯明剛才說的那番話，“如果教育只是為了給社會增添一兩個好人，這並不能使社會變好；除去一兩個惡人，也不能夠使社會變不惡。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的表現。前二者想拿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會的先驅或模範，後者是想除去社會上惡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其實都是妄想。因此，改革教育的重點在社會不在個人了。”
“對啊，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陳炯明對陳獨秀所說的話大加歎賞，“請先生在廣東施展你的抱負吧。我一定全力支持先生。”
陳獨秀主持廣東教育會後，首先做了一項社會調查，當時全省人口總數約3100萬，每年達到學齡的兒童，約有300多萬，而失學者，竟在十分之九以上。教育的落後，可見一斑。以廣州來說，雖然有數千所私立學校，但是公立學校不多。於是，教育會擬定了一份義務教育計劃，從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廣，公立學校實行免費讀書，從前每學生每月三角錢的學費已取消，務求在六年之內，使300多萬兒童，能夠完全就學。與此同時，為了確保公立學校教師的基本生活，政府規定教師月薪的最低線為36元，每年可加薪，但以125元為上限。
在1921年的廣東教育改革中，有一項創舉，在中國教育史上，應當留下重要的一筆。那就是採用了“六三三製”學制，即小學六年，初級中學三年，高級中學三年。這種學制，一直沿用至今，被實踐證明具有很高的科學性。
學校的課程也進行了重大改革。以執信學校小學為例，課程包括修身（道德要旨，民國法制大意），國文，算術，工藝，圖書，唱歌，體操，理科（動植礦物大要，普通理化現象），歷史，地理，英文，國語等12個科目。國語從第四學年開始，英文則從第五學年開始。初中的三年課程，包括修身（處世待人之道，對國家、社會、家庭、自己、人類的責任，倫學大要，中西禮儀），國文，數學，英文，歷史，地理，理科，家政（女生）或手工（男生），美術，音樂，體操等11個科目。高中的課程分為大學預科，家政科，師範科三種。大學預科三年的課程包括哲學（倫理學概要，心理學概要，哲學概要，社會學概要），國文，數學（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三角，初級分析幾何），英文，歷史，經濟，法制（世界近代史，現代政治問題，經濟學概要，法學通論），博物理化（生物，物理，化學），體操，德文或法文等八個科目。
教育委員會還決定籌辦西南大學、市民大學、編譯局、宣講員養成所、貧民教養院、勞動補習學校、通俗圖書館、幼稚園等等社會教育機構。一系列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
《新青年》雜誌隨著陳獨秀遷到廣州。 4月1日出版了在廣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號）。在《新青年》南遷之前，由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人主編的《廣東群報》，是陳獨秀發表言論的主要陣地。陳獨秀以馬克思主義與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展開了激烈論戰。那些夾七夾八的主義也跑來湊上一嘴，什麼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日本的新村主義等等，簡直就如六國大封相般熱鬧。
陳獨秀不僅四處演講，而且在報紙上，連篇累牘，發表言論，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和教育改革主張，從1月至7月，在《廣東群報》《新青年》《民國日報》《曙光》雜誌上，一口氣發表了40多篇尖銳激烈的文章，觸怒了一大批頑固守舊的人士。廣東的死水潭，終於掀起了軒然大波。
儘管陳炯明對無政府主義，心嚮往之，但他並沒有用權力影響這場爭論，也沒有改變對陳獨秀倚重。
觸發新舊兩派衝突的導火索，是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事件。這是陳炯明的主張，他認為既然廣東要推行自治，那麼，所有省內學校都由省管轄，是理所當然的。但這個主張在高師受到激烈抵制，教職員們不敢與陳炯明對抗，便把氣撒到陳獨秀頭上，他們上書省長，威脅說如果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他們“必全體辭職”。
從3月中旬開始，省議會也在積極醞釀驅逐陳獨秀出廣東的提案，其理由是陳獨秀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上海廣肇公所發表討陳檄文，聲稱：“上海各報記載廣東教育行政委員陳獨秀四處演說，主張百善以淫為首，萬惡以孝為先。陳獨秀身為教育行政委員，敢倡此等邪說，留毒社會。貽害青年，非率人類為禽獸不止。諸公愛鄉念切，諒不坐視。務望主持公論，驅逐梟獍，勿使爾跡吾粵，不勝盼切之至。”他們把陳獨秀稱為“陳毒獸”。
在一次省長公署的會議上，陳炯明特意邀請陳獨秀坐在他的旁邊。會議快結束時，陳炯明突然問陳獨秀：“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他的語氣平淡，就像在問“你今天吃過飯沒有”一樣。
但這個問題立即使空氣凝固。大家盯著陳獨秀，看他如何回答。陳獨秀淡淡一笑，以一種同樣輕鬆詼諧的語氣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陳炯明哈哈大笑。
陳獨秀繼續不慌不忙地說：“我們雖然不主張為人父母翁姑的專拿孝的名義來無理壓迫子女兒媳的正當行為，卻不曾反對子女兒媳孝敬父母翁姑，更沒說孝是萬惡之首，要去仇他。至於’百善淫為先’這句話，我想除了極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說的新聞記者，和姬妾眾多的大腹賈以外，沒有人肯主張罷！ ”
“說得好！”陳炯明拍案而起，“可見這些謠言都是無稽之談！為什麼你不作一個公開的闢謠？”
陳獨秀搖搖頭說：“我對這些謠言，只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謠言止於智者。”
“那不行，”陳炯明說，“你不說話，我要替你說話。”
3月16日，陳炯明果然在報紙上，為陳獨秀公開闢謠：“陳獨秀先生當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現在改良粵省教育，倚畀方殷。滬報所載，係屬謠傳，請勿輕信為盼。”
陳炯明誠懇而熱情的態度，令陳獨秀頗為感動。就算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廣東的教育改革，他覺得也該有所表示。 3月18日，陳獨秀在《廣東群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闢謠——告政學會諸人》的文章，隨後又在上海《民國日報》一連登了三天“啟事”：“曾有無恥的懦夫，不敢與我正面為敵，躲在人背後，造下流謠言，中傷我……茲特聲明：今後各處倘有印刷物公然傳載此類謠言者，即認為有意損害鄙人名譽，立即訴諸法庭，以儆邪僻，決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態度。”
然而，圍攻陳獨秀的聲音，不僅沒有止息，反而日益高漲。從一夥“驅陳急先鋒”的議員、教育界學棍、政客、鄉曲腐儒、孔教徒、守舊派、極端無政府主義者那兒，各種道聽途說、俚言巷語、謠言浮謗、誅心之論、流事流訴，橫逆而至，鬧得滿城風雨。陳炯明亦不得不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他毫不動搖。
“我想我還是離開廣東吧。”陳獨秀不無歉意地對陳炯明說。
“不行。”陳炯明說，“你不要走。你這時走了，教育改革之事豈非前功盡棄？”
“但我怕留在廣東，不僅無助於教育改革，反而會連累了它，弄不好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也好過半途而廢呀。總之你不要走。”陳炯明不容分辯地說，“自古以來的改革者，誰不是被人指著背脊罵的？我在漳州時不是一樣有人罵我過激派？還有人拿著刀槍圍攻我的總部呢！怕什麼？”
陳獨秀大笑，“我自己倒什麼也不怕，只是擔心誤了大事。既然競公要我留下，那我就暫且再留一陣子吧。”
直到6月底，陳炯明出師援桂，離開廣州，陳獨秀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支持，即使勉強留下，也肯定無所作為了。於是，在一片口誅筆伐聲中，陳獨秀以“染恙”為由，向陳炯明提出辭職。
陳炯明在軍旅之中，看了陳獨秀的辭呈，不禁長嘆，“難道在省城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為他說話，以至於我一走他就乾不下去啦？！”他立即起草了一份挽留電報，要秘書盡快拍發。他勸陳獨秀：“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同時急派人回廣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達廣州時，陳獨秀已經在前往香港的輪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