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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大道以東，曾經是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農田。相傳楊箕村、獵德村是南宋時代因逃避戰亂，南徙番禺的中原人所建的；而冼村、石牌村則建於明代。
不過，如今他們都成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了，再不會被視作移民。獵德村以李、林、梁為大姓，包括了獵東、獵西兩條村，在宋代已是廣州八大鎮（扶胥、獵德、石門、瑞石、平石、大水、白田、大通）之一；冼村以冼姓為主，據學者冼玉清說，冼姓是廣東的土著。許多人認為冼姓的祖先就是南北朝那位足智多謀的俚族首領冼夫人。
這裡的農民世代以耕種、捕魚為業，直到1980年代，這裡仍是廣州市“菜籃子”的主要基地之一。 1981年，冼村因全年養豬6626頭，成為大名鼎鼎的“養豬村”。獵德村的楊桃享譽省港澳，名氣僅次於石圍塘楊桃；曾幾何時，獵德湧邊的百年古榕，綠蔭濃密，百鳥爭啼；走在青磚石板路上，看著保存完好的祠堂、神廟、書院、民居等古建築，在落照斜暉下，遠近錯落，點染著一派淡雅古樸、靜謐恬適的意境，勾勒出一個嶺南水鄉的輪廓。直到1990年，冼村還有300多畝耕地；而獵德村也有400多畝。在1984年的城市規劃中，這一大片土地被劃定為舊城區與五山員村組團之間的綠化帶。
這一切到了翻天覆地1990年代後，都已成明日黃花，俱往矣。
1990年代，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年代。未來15年廣州城市建設的蓬勃發展、高度繁榮，乃於此時奠定基礎；而許多並發症、後遺症、奇難雜症，亦於此時埋下了伏筆。 1991年，黎子流市長在人大會議上宣布，在未來15年裡，廣州將要建設成國際化大都市，市區面積將從1990年的187平方公里，擴展到2005年的335平方公里，最終要擴大到550平方公里。
然而，踏入2000年——離黎子流市長提出的15年規劃還差五年——廣州市的面積，不是335平方公里，而是3718.5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431平方公里） ，至2005年更達到7434平方公里。城市好像吃了髮粉一樣急速膨脹。城市要不斷擴張版圖，以容納更多的人口，除了要往高空建更多高樓，往地底挖更多的地下停車場、地鐵、地下商場之外，還要不斷接管鄰近的鄉鎮，形成更大的城市聚落。
僅僅在1992年1月至1993年10月，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廣州市便批出84平方公里的土地進行開發，相當於四個老城區面積總和的1.5倍。據專家估算，開發這84平方公里土地，至少需要3360億元的資金，而廣州市199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才482億元，1993年全年才710億元。從1988至1993年，廣州在五年內投入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也不過40.18億元。 3360億元這個數目，近乎天方夜譚。
一個房地產開發熱正席捲廣州，席捲全國，勢不可當。人們瘋狂地徵地，政府大量批地，幾近失控的地步。 1992年第一季度，廣州簽訂的引進外資5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合同中，房地產項目佔57.67%。在房地產急劇升溫的1992年，全省有1600家註冊的房地產公司，還有400多家正在申報。
1994年國家下達給廣州的用地指標是33.3平方公里，但頭10個月，廣州的用地量就達到了40平方公里以上。到1995年，政府已批出了150.81平方公里土地，但真正建成和在建的不足四成，大量土地只是在投機者手裡炒來炒去。通貨膨脹風起雲湧，陰影籠罩大地。 1992年物價開始大幅上揚，全省零售物價指數，上升5.8%；1993年更是來勢洶洶，上升18.2%。一位列席第十屆市人大會議的代表驚呼：通貨膨脹“實際上已失控”！
種種跡像已敲響警鐘，房地產出現泡沫化了，但要剎車非常困難。後來，一場金融風暴橫掃亞洲，外資潰不成軍，泡沫便紛紛爆裂。直到2002年，廣州有132個爛尾地塊，其中有55座爛尾樓。 “爛尾樓”成了一個見報率極高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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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當廣州市委、市政府提出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時，人們聽得最多的一個口號是：“高標準、大規模發展第三產業”，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黃埔大道以南，珠江以北，西以廣州大道為界，東抵華南快速乾線，處於城市中心區大組團與東翼大組團之間，面積有6.19平方公里的地方，將崛起一個“未來的廣州新城市中心”，它綜合商貿、金融、康樂和文化旅遊、行政、外事等城市一級功能設施。這就是當年萬眾期待的21世紀廣州CBD——“珠江新城”。
世界上許多大城市的CBD，都是從市中心發展起來的，但廣州卻打算另闢天地，在農田中造一個新城市中心出來。但這個新中心的定位卻不太明確。直到1996年，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沒有一個清晰的“中央商務區”概念。
1992年，珠江新城的規劃出台，這是一份被輿論稱為“小橋流水田園牧歌式的規劃”。在保留三個自然村（冼村、獵德村、譚村）的前提下，東區以居住為主，西區以商務辦公為主，為未來的珠江新城打造一片“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嶺南田園風光。新城共分15個功能區，402個地塊，除農民留用地123個地塊、約456萬平方米和公建配套用地99個地塊、約556萬平方米外，可供出讓的建設用地共180個地塊，建築面積約780萬平方米，其中商住約佔30%，商務、辦公、公寓佔70%。預計全區人口18萬左右。
如詩如畫的規劃，令人心馳神往。不過，現實卻並不是那麼如詩如畫的。
開發珠江新城的動機，除了要建一個新城市中心外，還有一個沒有公開，但更為急迫的理由，就是要為廣州地鐵的建設籌集資金。地鐵被視為廣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項目，巨大的投資從何而來？有人坦言珠江新城是地鐵建設的“血庫”。
一個轟轟烈烈的賣地浪潮，像旋風一樣刮起。昔日的綠野芳踪，瞬間塵消跡滅。樹叢、農舍、田疇和裊裊而起的炊煙，還有那些趕著水牛的男子，都從人們的視野中徹底消失了。到2001年底，在珠江新城賣出的99地塊中，已建成的19宗，在建11宗，沒有開發的多達69宗，其中爛尾兩宗。絕大部分商務用地仍在曬太陽。
1999年，受到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和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廣州的商務寫字樓大量空置、積壓，空置率達到27.2%，銷售已基本停止。市道之低迷，前所未見，人們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 2000年，政府為了激活寫字樓市場，第一次推出“住宅禁商”的政策，但受到強烈抵制，很快夭折了。
當21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的經濟繼續走好，但珠江新城卻沉寂如故。在廣州大道旁，崛起了名門大廈、新大廈、遠洋明珠、南天廣場、麗晶華庭等一批高檔商住樓。最先蓋起的除了一些政府的辦公樓外，幾乎全是住宅，沒幾幢商務寫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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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熱切期望的中央商務區雛形還沒呈現，一個被稱為“都市惡性腫瘤”的城中村，卻在新城的東翼迅速形成了。按照市政府規定，徵用農村土地要留所徵的4%用地作為村鎮建設發展用地，另外還要將所徵用地的8%返還村鎮，由村鎮自行開發，作為失去農田以後村鎮新的經濟來源。珠江新城在規劃中額外留出了80.3萬平方米用地給被徵地的村莊。結果，時未兼旬，冼村、獵德這些令政府與市民頭痛不已的“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城中村，就在這片土地上冒出來了。
“城中村”這名字聽起來很浪漫，但其實是一個龍蛇混雜、危機四伏的地帶。
村里的農田被徵用以後，村民無田可耕，文化水平又普遍較低，在城市裡難找工作，於是紛紛在宅基地上蓋房子，租給外來流動人口暫住，作為生財之道。很快，一幢幢粗製濫造、成本低廉的水泥樓房，平地而起，見縫插針。
初次到城中村的人幾乎都會迷路，在一模一樣的髮廊、大排檔、雜貨舖、私人診所之間，轉來轉去。被密密麻麻的出租屋廣告、髮廊招工廣告和造假髮票、假證件的小廣告，弄得頭昏眼花。成千上萬的外來流動人口湧進城中村。租房子幾乎不用辦任何手續，只需根據滿街的廣告找到房東，把租金交到她手裡，她把鑰匙交到你手裡，然後各走各的，就算完成一宗交易了。
由於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流動人口在此落腳。在廣州139條城中村里，像蜂巢一樣居住著300多萬人，租客的比例大大超過了本地村民。原村民還未完全適應從“鄉民”向“市民”的身份轉變，仍然在鄉村與城市的夾縫中徘徊，本身已有淪為“邊緣群體”的危險，而在租客當中，很多是帶著夢想剛到廣州創業的外來人員，也有不少是廣州各個娛樂場所的小姐、飯店酒店的咨客、侍應、地哩、廚工；無業遊醫、製造和販賣假冒偽劣商品的、販毒販黃的、賣淫嫖娼的、開地下錢莊、刻假公章的、地下賭檔的、二手手機店、打金店、曖昧的髮廊、黑網吧，也把這里當成大本營。警方說他們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八成是躲在出租屋裡的。城中村成了各種社會矛盾的聚集點之一。種種聳人聽聞的傳言，令初次進入城中村的人，難免都會有點膽戰心驚的感覺。
有些走馬觀花的觀察者認為，城中村人口流動大，小商業活躍，證明它充滿了活力。甚至還有官員讚美城中村是廣州的城市特色。事實上，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已陷入貧民區化，人們只要有點能力都不願住在這裡，只是受經濟條件所限，不得不住那。經濟一允許，馬上就會搬走。剩下的都是沒有能力離開的，被迫忍受著惡劣的環境。一些作姦犯科需要躲藏的人，填補著離去者的空位。結果，人口流動愈大，城中村的人口素質愈低，愈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甚至每況愈下的狀態，無法自拔。
2003年6月14日，冼村一場大火，救火車和120急救車都駛不進現場，只能在300米以外的獵德大道上接力供水滅火。結果造成八人死亡，23人受傷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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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性質與功能，已決定了它幾乎沒有自我升級，擺脫貧民區化的能力。除了用推土機統統推平，似乎別無出路。 2005年，來自荷蘭的日本籍建築師和城市學者上原雄史，帶領一班學生，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考察了廣州和深圳的兩座城中村，在“廣州藝術三年展－三角洲實驗室”的研討會上，他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上原雄史發現，政府主管部門關心城市的現代形象，他們覺得城中村就是現代城市的一塊瘡疤，要盡量剷平。官方建築師們根據政府的意圖，提出的改造方案大多偏向於如何使城中村變得整齊劃一。村民靠出租房屋維生，他們關心的是回報。但附近居民對城中村卻厭惡有加，因為它使治安變得愈來愈糟。
上原雄史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但無可迴避的問題：對城中村的改造，應以哪一部分人的利益為重？最後的關鍵，並不是美觀問題，也不是地價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政府把城中村改造以後，幾百萬的城中村房東與租客如何生活？城中村的鄉民很難一下子溶入到城市生活當中去，他們會不會被進一步邊緣化？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新聞傳播學系的楊小彥博士說：“城中村的複雜性在於它涉及到人的處境與生活方式，而無法還原為一個形式主義的設計過程。在這裡，對於城中村來說，重要的不是好看，而是合理。”
2007年，廣州市規劃局宣布，獵德村、冼村、譚村、康樂村和楊箕村五個“城中村”，將開始全面改造。第一個改造試點是佔地3.2平方公里，有“嶺南周莊”之稱的獵德村。 2007年10月15日動工，全村將在2009年之前全部拆除並重建。
在這年夏天，廣州大大小小的媒體，都以大量篇幅報導此事。對獵德村究竟應該全部拆除，還是要保留部分古建築，要不要保留河湧，要不要保留嶺南水鄉的風情，都成為市民與專家熱烈爭議的話題。有人建議，獵德村的改造可以參照上海新天地模式，保留歷史和文化的基因；也有人說，獵德村根本沒有值得全面保留的嶺南水鄉文化建築與氛圍，媒體高喊保護，不過是為吸引眼球的矯情與作秀。不管結果如何，獵德村的改造，都將為廣州市改造其他城中村，提供非常寶貴的經驗。
尾聲
我在2005年曾經提出，城中村這種特殊的人文景觀，以後一定會消失，儘管人們巴不得它快點消失，但從保護人文歷史的角度考慮，如果能及早作出規劃，挑選一些典型的城中村，在村民都遷出以後，有計劃地按原貌保存下來，將來建成一個“城中村博物館”，也是一筆極寶貴的遺產，不僅可供後世的社會學家研究之用，說不定還能成為旅遊景點呢。可惜，現在看來已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