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1901-1991），廣東海豐人。 1920年考入廣東公立醫科大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柯麟堪稱華南醫學的“一代巨擘”，不僅主持組建中山醫科大學，還為暨南大學復辦、暨南大學醫學院創建作出重大貢獻。作為醫學教育家的柯麟還有一重“紅色特工”的身份和經歷，1927年起，輾轉上海、廈門、香港多地，潛伏澳門17年，在懲殺叛徒白鑫、聯繫葉挺、“秘密大營救”、“兩航起義”等重要歷史事件中留下了不可忽視卻鮮為人知的身影。 1951年，柯麟回到廣州發展醫學院校，助推國家衛生事業，“高懸義壺濟貧苦，為國為民獻終身”。
1901年9月，柯麟出生於廣東海豐一個普通工商家庭。 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代洪流席捲中華大地，信仰的紅色種子早在中學時代就深埋在他的血液中。早在海豐中學就讀時，柯麟與彭湃結為摯友，一同參加聲討袁世凱、恢復民國的鬥爭，接受進步的革命思想，還與進步同學一起，舉行了海豐有史以來第一次罷課。
八十高齡的柯麟曾這樣回憶他18歲時的經歷：“我第一次進入中山醫學院的時候，還是二十年代的初期。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使我開始接受馬列主義，並從這裡走上革命的道路。”1920年，中學畢業的柯麟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廣東公立醫科大學（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前身）。在23歲那年，柯麟成為了該校第一批共青團員，兩年後轉為中共黨員，並成為該校首任黨團支部書記。
同年，在彭湃的介紹下，柯麟邀請周恩來到學校演講。周恩來在演講中說道：“我們的時代是戰鬥的時代，革命青年一定要與工農兵合作，才能取得大勝利。”周恩來的一番話，為柯麟指明了革命的道路與方向。
1927年，柯麟赴武漢出席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並立即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先後任二十四師教導隊醫官、軍部醫務處主任。是年9月隨第四軍回廣州，任該軍後方醫院副院長。隨後，他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避難上海，開設達生醫務所，作為黨的秘密聯絡點，並參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1929年11月，柯麟在上海協助中央特科，處決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之後，組織上安排柯麟秘密轉移到東北。東北地區組織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在了解了柯麟的情況後作出指示，要柯麟回到南方繼續工作。
1930年，根據組織安排，柯麟不日趕赴香港，奉命開設南華藥房，設立秘密聯絡站。他不僅安排一些領導從白色恐怖地區，經香港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而且還想方設法，購買一批批醫療器械和醫藥用品，一袋袋，一箱箱，避開敵占區陸路的封鎖，躲開飛機的轟炸，迎風豎起貨船的檣桅，藉著夜幕的掩護，通過水路航行，運往朝面山、激石溪等海陸豐革命老區，進而秘密地運往中央蘇區根據地。 1931年秋，柯麟護救出時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烈士李碩勳的妻兒，將他們送往上海。其間，葉劍英、聶榮臻、陸定一同時經由香港轉赴中央蘇區，香港聯絡站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組織安排柯麟前往澳門，自此，柯麟便在濠江畔拉開了十七年潛伏歲月的序幕。
初到澳門的柯麟重操舊業，在板樟堂街開辦了“柯麟診所”，還在澳門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生，結識了澳門的商界領袖，何賢、馬萬祺等人，他曾經替馬萬祺醫治肺病，馬萬祺病好了之後，兩人就成了好朋友。而澳門王何賢就說，柯麟幾乎沒有向他宣傳過共產黨的什麼主張，而他也欽佩柯麟的為人，兩人也逐漸成了朋友。柯麟的善舉、義舉征服了澳門民眾和開明士紳，而他們的支持，也為柯麟順利展開革命工作聚集了人氣。
雖然柯麟在澳門一直是和黨組織單線聯繫，把自己的另一重身份隱藏得很好，但是慢慢地很多人開始懷疑他是共產黨，使他不斷招來殺身之禍。曾經有人提醒何賢說，柯麟是共黨分子，要和他保持距離，但何賢不為所動。雖然對柯麟的身份，可能已經心知肚明，但是澳門赫赫有名的人士，林炳炎、何賢、馬萬祺等，還是大力支持柯麟。
1946年，鏡湖醫院實行院長制，柯麟在他們的擁護下，當選為第一任院長，並把這所不起眼的醫院辦成澳門規模最大、管理最好、醫療水平最高的著名醫院，而鏡湖醫院也逐漸成為他掩護地下工作、救治革命同志的基地。任職期間，柯麟救死扶傷，以華南名醫的身份躋身於澳門上層社會，贏得了各界人士的信賴讚譽，為後來的秘密營救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進步人士，以及其他統一戰線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傳到澳門，但此時葡萄牙政府禁止共產黨活動，國民黨特務也採取了暗殺行動，澳門還沒有人敢掛紅旗。 10月10日，柯麟派人在街口掛出紅旗，鏡湖醫院也升起五星紅旗。 1949年11月24日上午9時，柯麟和馬萬褀在澳門平安戲院主持召開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員工通電起義，史稱“兩航起義”。美國及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勢力向澳門當局施加壓力，企圖凍結“兩航”在澳門的財產。
時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華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廣東省及廣州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委派時任中央軍委空軍民航處領導成員任泊生，攜帶自己的親筆信前往澳門面交柯麟。葉帥在信中指示柯麟，務必將這批關乎新中國民航事業發展的航空器材迅速運往廣州。
柯麟找到這批航空器材時，才意識到自己接受了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還有4座巨型的發電機。要運走這批數量龐大的物資，需要兩艘巨大的駁船和大馬力的拖輪。運輸數量如此龐大的貨物，前後僅用了3天。這次行動的成功，與柯麟在澳門長期所做的統戰工作密不可分。這次搶運行動為新中國提供了民航飛機維修器材，為我國航空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間，柯麟與兄弟柯平和何賢、馬萬祺合作，將汽油、雷達等一批軍用物資從澳門運往內地。 1956年2月，長年與柯麟共事的新增補的澳門首位全國政協委員何賢在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大會上說道：“我過去對共產黨的認識，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而是得力於一位黨員同志的感召。”
這位“黨員同志”，就是柯麟。
柯麟的前半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赴湯蹈火、前仆後繼的真實寫照。從1928年參加中央特科，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柯麟終於可以公開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而此時一項新的任務又在等待著他。
1951年，中央安排柯麟出任廣州中山醫學院（中山醫科大學前身）院長兼黨委書記。他主持合併中山大學醫學院與嶺南大學醫學院、光華醫學院，奠定了中山醫中興之基。上世紀八十年代，柯麟第三次回到中山醫學院，年近八十的他以衛生部顧問（正部長級）兼任院長一職。
同一時期，柯麟對於廣東一些醫學院校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其中以暨南大學醫學院為最。 1978年1月，中央決定復辦暨南大學，新辦醫學院及華僑醫院，時任衛生部顧問（正部長級）的柯麟被聘為暨南大學復辦籌委會副主任。暨南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黨委書記劉希正回憶，在柯麟的鼎力支持下，在兄弟醫學院校的支援之下，暨南大學醫學院在較短的時間內向全國招聘了上百名骨干教師。
1991年9月，柯麟在北京逝世，終年91歲。 2017年6月5日，中山一院手術科大樓正式命名為“柯麟樓”。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葉劍英元帥後人，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馬萬褀之子馬有恆，以及澳門鏡湖醫院、澳門中大醫科校友會和香港中大醫科校友會的有關嘉賓等出席揭牌儀式，紀念和緬懷醫學教育名家、中大醫科“一代宗師”柯麟老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