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方言都是
一個地方以及這個地方的人
與生俱來、最獨特的身份標識
鄉音無改：方言保護與傳承
“ 師太說，師太明朝，要去斷命的’紅房子’吃中飯⋯⋯先要領到斷命的就餐券⋯⋯小毛說，師太要吃西餐，讓我先排隊。師太說，是呀，乖囡。小毛說，我先跟姆媽講。張師傅嚓嚓嚓剪頭髮說，講什呢講，做人，就要活絡。師太說，可以講，就講⋯⋯”這是金宇澄2012年出版的小說《繁花》中，身居滬西一處弄堂裡的小毛最初出場時的場景。 《繁花》通篇以多為三至七言的短句、極具上海韻味和節奏的話本體，鋪陳開一幅橫跨近四十年、展現市井和世俗百態的滬上“清明上河圖” 。
滿紙滬語是《繁花》最為引人關注的特色。金宇澄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選擇方言和話本體敘事，是他為了應對國內長期以來氾濫的譯文腔所作的實驗，運用方言更能生動展現人的豐富性，表現地域特色。
方言源於古漢語，是在人口由北向南、由東至西屢次遷徙、聚居，行政區劃等過程中形成的語言變體。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中，維繫著不同人群的情感寄託和身份標識，是每種地方文化的獨有代言和特別載體，也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流變。
中國有著北方官話、晉語、吳語、閩語、贛語、粵語等十大漢語方言，包含97 個方言片，共101 個方言小片。然而，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加劇以及推廣普通話等多種因素，方言的影響力和使用範圍大不如前，如今，包括吳語、閩語、粵語在內的多種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著生存危機。
方言是一條流動的小溪
寫《繁花》時，金宇澄歷經了一段從普通話思維到上海話思維的轉變。自1988年進入《上海文學》做編輯來，到《繁花》創作之前，他已有20年左右沒有寫小說，《繁花》更是首次嘗試滬語寫作。但適應之後，他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用“家鄉話”寫作的自由。從最初寫兩三個人物間的對話，到小說快終了時，他可以駕馭梅瑞組織的飯局上三十多人的喧嘩。
金宇澄將話本體兼具方言敘事的寫作稱為上帝給他的禮物。在他看來，語言是作品最要緊的要素，方言能賦予作者的創作以獨特性。除了陰差陽錯用起滬語的偶然性，他同時希望藉由滬語寫作，給讀者展示一個不僅有著“十里洋場”“旗袍”等標籤的上海。
《繁花》藉由數十位普通人的閒話，描繪出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的時局變遷及市場大潮下的物慾橫流、活色生香。小說中遍布上海人的常用語，比如，表示悶聲不吭的“不響”出現達1500餘次。聽到鄰居蓓蒂、阿婆要變成金魚時，阿寶“不響”；“文革”期間，阿寶好吃懶做的大伯來蹭飯時，大家“不響”；梅瑞和康總約會時，康總不知如何作答“不響” ⋯⋯為了讓非滬語讀者讀懂《繁花》，金宇澄還將不通文的地方加以修改，並保留彰顯上海話獨特韻味的表達和詞彙，例如，阿寶大伯飢一頓飽一頓，到阿寶家吃飯時狼吞虎咽，阿寶小姨稱其為“叫化子吃死蟹，隻隻鮮”；上海人將“事情”叫做“事體”，將“時候”稱為“辰光”，“打毛衣”叫“結絨線”“無中生有、毫無根據的事情”稱作“亂話三千”，“呆頭呆腦、言行不符合常理”叫“十三點”。非滬語讀者能在其方言敘事進入那獨特的時空，上海本地讀者在讀了小說幾句後也會自然而然用滬語讀起來。
今年75歲的錢乃榮是上海大學教授，曾任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也是知名吳方言研究者、滬語專家。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方言的一大特點就在於描摹事物時有更精準、細緻、豐富的表達。例如上海話“穿馬路”用“穿”，“穿衣服”用“著”，“船靠岸”用“靠”，“靠著牆”則用“隑（gāi）”，表示“站”用“立”這個字。
在金宇澄看來，方言就像一條快樂的小溪流，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不斷演變，生動向前流淌，同時為文學創作者提供源源不斷的給養。在金宇澄之前，也不乏用方言敘事獲得空前成功的例子，如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張愛玲的《金鎖記》中也有不少吳方言。
方言的魅力在各類戲曲、民俗文化間有著更立體的體現。在上海，有著原本被稱為“灘簧”的滬劇；在蘇州，有評彈、崑曲；紹興有被譽為“中國第二大劇種”的越劇⋯⋯像滬劇《雷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黃梅戲《天仙配》等作品，都能通過方言更豐富展現人物個性、地域特色，也為研究者分析不同時代方言發音、詞彙變化提供了樣本。更根本的，方言是這些劇種能得以傳播的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喜劇藝術形式中，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上海滑稽戲《廣東上海話》裡，因售貨員操一口廣東口音的上海話，使得“先生”聽起來像“猩猩”，“物事”被聽成“木梳”，“觸霉頭”被聽作“吃饅頭”，鬧出不少笑話。相聲大師侯寶林和郭啟儒的作品《戲劇與方言》中，對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演繹。在小品等藝術形式中，方言對於迅速刻畫人物，將觀眾帶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除了地域特色，從另一個角度說，方言也是記錄、表現一個地方不同時代特徵的標尺，反映著一個城市的精神特質。方言的強勢與否與一地的政治經濟地位密切相關。方言是人口遷徙、聚居的產物，以滬語為例，老派的上海話源於南宋時期一個名叫“上海”的聚落形成之時，當時，上海地區方言以鬆江話為基礎。到了清代，由於蘇州府的繁榮，包括上海地區在內的整個吳語區受到蘇州話的影響；而現代意義的上海話則起源於1843年上海開埠後。因此，上海地區的權威方言可謂“三易其主”。
錢乃榮說，1843年後，湧入上海的外來人口超過80％，其中包括不少江浙一帶的移民。此後，蘇州話、寧波話等各地方言中的獨到表達充實到滬語中。比如說，蘇州話的“標致”“一隻頂（一級棒）”，蘇北話中的“乖乖隆地冬（非常了不起、了不得）”進入了上海話，如今在上海話中最具標誌性，代替了“我伲”的“阿拉（我們）”則來自寧波話。而之所以外地方言沒有對上海話造成“顛覆性”影響，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外地人口分批來到上海，五湖四海之間語言的影響相互抵消。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作為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東西方交融也使得大量外來事物進入滬語，例如“電車”“輪船”“火車”“沙發” “馬路”“花露水”“黑板”“自來水”“自來火（火柴）”等，這些詞彙都是在上海話中首先被創造出來進而吸收進普通話中，並沿用至今。
開埠一百多年來，隨著上海的日漸繁盛，上海方言逐步成為和北京話、廣州話並列的三大方言之一。改革開放後，上海方言再度迎來快速發展。誕生於股市中的“套牢”“績優股”“原始股”等詞彙最先誕生在上海話中。到1980年代末，上海方言在吳語區保持著著強大的輻射力，在滬寧鐵路上，經常可以聽到蘇州人、無錫人、常州人用上海話交談。
隸屬於吳方言的上海方言還保留著上古漢語中的一些古音、古詞、語法。如上古漢語中的“正偏式”構詞，在如今的上海話中依然有所體現，如“棒冰”“餅乾”“肉鬆”，上海話中還有古吳語的特徵詞，如“洗”稱為“汏（dà）”“藏”稱為“囥（kang）”。
方言連接遠古與現實
另一種被稱為古漢語活化石的方言是閩南語。和其他幾大方言一樣，閩南方言同樣是不同時代北方中原漢人因避戰亂、逃荒等原因向南方遷徙進入閩南地區後逐漸形成，因為在相對閉塞的山川阻隔中偏居一隅，閩南話得以保留了較多古代語言特色。關於閩南話何時形成，業內還沒有達成統一意見，但大抵在南北朝時期。到宋朝時，閩南人大舉南下，將人口輸出到潮汕地區，閩南人的遷徙路線還呈現出鮮明的沿著海岸線特色，從粵東沿海的海陸豐、粵西的茂名、湛江等地，到海南島的東海岸，再到踏上與福建一海之隔的台灣島。清朝時，“遷界禁海”政策又使得閩南人進入溫州平陽、蒼南，台州等地。在福建，比起分佈在福州等地的閩東方言、閩北方言，分佈在廈門、泉州等地的閩南話更為強勢。
生於1954年的王建設是泉州人，曾擔任華僑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要研究古代漢語與閩南方言，1970年代初師專畢業後，被分配到泉州幼師當老師。 1980年，在去北京參加教育部舉辦的首屆中央普通話進修班時，王建設接觸到方言相關課程，產生了興趣。 1985年，考上廈門大學古代漢語學碩士後，著名語言學家、導師黃典誠對他說，《世說新語》中的“許”可表示遠的指代詞“那”，與今泉州話用法相同，建議他研究該書詞彙。
在《世說新語》中，王建設發現一片閩南語獨有的、連接古遠與現實的天地：書中的人稱代詞“我”“汝”“伊”在閩南話沿用至今，“阿瓜”“阿龍”“阿兄”這樣盛行於漢魏六朝的稱呼語在閩南語中仍在通行，和上海話一樣，閩南語中還保留著“雞母（母雞）”“人客（客人）”“曆日（日曆）”這樣在古漢語中常見的構詞形式，“未”和“無”與古漢語的用法也很接近。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台灣曾風靡一時的電影《搭錯車》的主題曲名字《酒干倘賣無》就是一句閩南語，“無”放在句末，表示詢問語氣，意為“有酒瓶子可賣嗎？”通過對《世說新語》的研究，王建設最終完成了10萬字的碩士畢業論文《世說新語泉州話證》。
除了保留古詞，閩南語還留存著上古、中古時期的古音。王建設解釋說，閩南話存在著大量文白異讀的現象，即閩南話中一個字既有口語讀音，又有作為書面語時的發音，這就類似北京話中的“剝”既可以讀“剝（bāo）皮”，又讀“剝（bō）削”。閩南話中白讀音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象徵著古老，而文讀音有著晉唐遺響，聽起來文雅。
在閩南語中，“陳”字既有文讀音（dín），又有白讀音（dán），讀“陳皮”時，要用文讀音，當讀“陳圓圓”這個名字時，姓要用白讀，名要用文讀，讀作[dán uán uán]（音似“dán完完”），如果“圓圓”用白讀，則讀作[in]（似“銀”的發音），則有表示這個人圓滾滾的意味。黃典誠還曾寫過一篇《晉唐古語在泉州》的文章，文中稱，如果依照文讀音，當今的泉州人可以和李白、杜甫這樣的古之聖賢一起吟詩作對。閩南文化中的南音、梨園戲能讓人感受到源於唐宋時期的唱腔曲調。
方言的一大特徵是隨著人口遷徙，得以形成區別於其他地方的口音並保留不同歷史階段的古音。比如說，南宋時大量移民進入嶺南，形成了粵語區，並在之後因與中原阻隔，很少遭受戰亂影響，因而粵語保留了一些中古漢語的遺音，而在讀一些押入聲韻的詩詞時，粵語的韻腳幾乎完美。像上海話一樣，閩南語和粵語也都有向外來語藉詞傳統，比如說“錦（game，量詞，局）”“斐叟（whistle，哨子）”“巴士”等。
方言能力缺失的背後
金宇澄寫《繁花》時，直到寫了將十萬字後，才慢慢跳出幾十年來早已習慣的普通話思維。在他看來，普通話的字詞是要進入字典的，因此有其穩定性，而方言是不斷變化的，這也為文學的豐富性提供了可能性。繁花的《後記》中，他寫了這麼一句話：當代書面語的波長，缺少“調性”，如能到傳統裡找尋力量，瞬息間，就有“閃耀的韻致”。他認為，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運用的普通話更接近於一種“人造”的語言，缺少傳統文化的根基，這也使得如今很難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樣產生意蘊豐厚的作品和風格獨到的大家。
1956年起推行的以北京話為底本的普通話無疑對破解基本交際障礙、促進人員流動、加速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對方言的發展產生著衝擊，學校成為推普的重要陣地。
在錢乃榮印像中，1970年代，普通話在上海已快速普及。他的女兒是1976年生人，在學校上課時講普通話，課外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兩種語言都能講得很標準。但這種普通話和方言和諧共處的局面在上海只持續到1980年代末。 1992年起，上海市硬性規定所有中小學生課下不允許講上海話。一些上海話主持的電台、電視節目被要求停掉，上海話的傳承出現危機。
這一規定在上海實行長達十餘年之久，錢乃榮說，這造成了1985年及以後出生的孩子在小學入學後沒有學習和運用上海話的環境，同齡人之間難以用上海話交流。到2000年，錢乃榮在上海大學開設一門《上海方言和民俗文化課》的全校選修課，每次期末考試都有一道寫出上海新流行語的題目。最初幾年，有學生一張考卷上能寫出80多個，比如說2000年初在上海流行的“有腔調”、“粢飯糕（借指又痴又煩又搞，作的女生）”“少女系男生”等。錢乃榮還將這些流行語結集出版成《上海話新流行語2500條》。但到了2004年左右，考卷上只能是錢乃榮舉例，學生來解釋，讓學生自己寫則一個都寫不出，“這意味著從85後的孩子開始，上海話傳承出現了斷層”。
根據上海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上海市中小學生成長情況最新調查報告》，通過對該市7所學校21個小學班級、24個初中班級中小學生的調查，上海本地學生中只有60％左右能完全聽懂和基本會說上海話。在蘇州擔任幼師的陸英在2008~2009年對2000多名5~13歲蘇州兒童開展調查，祖輩、中間輩、小孩輩三代人家庭中能熟練、較自然使用吳語的百分比為：96％ 、92.8％、65.6％，方言掌握度在小孩輩和中間輩之間大幅下滑。按照聯合國瀕危語言評估指標，代際傳承脫節及斷裂是語言瀕危的明確信號。
即便沒有強制性的干預，人們使用方言的場合也已越來越少。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寧是廣西南寧人，是一名80後。自小在學校乃至和父母交談的場合中，她都更傾向於說一口並不算標準、帶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話，只有在社區和小伙伴玩耍時，她才會考慮說和廣州話接近，被稱為“南寧白話”的當地粵方言。
這樣的現像在各地蔓延和延續。泉州師範學院教授陳燕玲等2010~2011年曾對泉州城鄉中小學生使用方言情況做過調查，城市學生中使用方言為主的佔比僅為24％，而以使用普通話為主佔比高達76％；同齡人交談用方言的城市學生只有9％，兩者兼用的只有5％，86％的人只用普通話交際。王莉寧將這視為人群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即往更大的地方去，說更大區域的通用語言。王莉寧說，現在在南寧生活的中產階級父母，也很少再用家鄉話去教自己的下一代，在更大的城市更是如此，這樣迭代式的變化意味著方言在下一代傳承過程中直接消失。王莉寧說，方言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劇變才是目前方言學家最擔心的現象，這意味著連搶救、記錄的時間都沒有。
侵襲弱勢方言的主體不僅是普通話。在方言形成過程中，說A方言的人群進入B方言人群的領地聚居，進而被使用B方言人群包圍起來，這樣的語言生態稱為方言島。
2016年，王莉寧帶領學生對浙江金華婺城區塔石鄉金牛山村的客家話開展調查，調查者要優先尋找60歲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男性發音人，通過中古時期流傳下來的韻書判斷其發音後，再用國際音標將發音記錄下來。選擇這類發音人的原因在於其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語音較純正，受普通話影響較少，男性則意味著多為當地出生且長期未離開當地。金牛山村的客家人自先祖起從福建上杭一代遷來，在籍人口118人，常住人口僅20人左右，中老年為主，他們目前的社會交際用語已逐漸轉向了周邊的吳語，孫輩隨父母在金華居住，從小習得普通話，甚至連當地的金華話也不會說。
2018年底，王莉寧還曾和導師、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曹志耘帶學生前往塔石鄉另一處方言島——大坑畬話方言島開展調查。畬話是一種畬族使用的漢語方言，大坑（行政村）有大坑口、蒙坑口兩個自然村，從廣東、福建一帶遷徙而來，至今約有14代人，居民現有140多人， 25歲以下的畬族人基本已不會講畬話。現居住在村子裡的畬族人，即使會講畬話，日常交流也往往優先用當地吳語而不使用畬話。在調查空隙，王莉寧等到蒙坑口村走訪，看到村子裡空蕩蕩的，只有一兩戶人家裡還有老人居住。而這樣一個村子只有老人和狗的農村空心化現象，在王莉寧的調查中頗為常見。
年輕人對方言詞彙的知曉、應用能力也在衰退。 2009年，王建設到泉州石獅市調查，發現90後年輕人對於許多地道的閩南語詞彙只會用普通話的詞語直譯，比如“軍蟻”講成“螞蟻”，“虼蚤”說成“跳蚤”，“火螢”念做“螢火蟲”。至於讀音，1995年~2015年給本科生上課期間，王建設曾多次請本地學生用泉州話的文讀音誦讀李白的詩句“床前明月光”，沒有一個同學能完全正確地讀出來，能夠讀準3個字的也很少見。受普通話影響，年輕人經常直譯普通話詞彙發音，比如說將“車禍”讀成“車貨”，“繁殖”讀成“繁直”（泉州話二者不同音，且“繁直”不構成詞語）。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劉丹青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這是因為很多方言母語人喪失了將共同語詞彙與本方言詞語建立語音對應關係的能力,喪失了將共同語句式折合成方言表達式的能力。比如說，用上海話讀“上海人”一詞，很多人要將其寫成“上海寧”才能發音。
相較吳語、閩南語面臨的危機，粵語在人們的印像中一直處於強勢。在成長過程中，由於受到港台音樂、熱門影視劇等流行文化的影響，相比家鄉的“南寧白話”，王莉寧一直對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保有著“推崇”，而她還一度認為自己的家鄉話並不是一個令人值得驕傲的語言變體，對南寧白話維持著“比較自卑、私密、隨意”的態度。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廣東項目首席專家、現任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教授的莊初升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粵語的強勢實際上指的是狹義上廣州話的強勢。原因一方面在於廣州開放、包容的文化，當地人對於本土文化又有一種強烈的心理認同，“不覺得土”。廣州曾在清朝時獨口通商，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後，大量以廣州為中心珠江三角洲的廣府人遷往香港，其中不乏商人和知識分子等上流社會人物，使得以廣州話為標準的粵方言很快成為香港市區的通用語。改革開放以後，大量外來人口到廣州務工，蓬勃發展的經濟又使得粵語成為當地權威語言，粵語還有著可以書寫的文字。與此同時，香港繁榮的流行文化輸往內地，粵語在民眾間產生巨大影響。但近些年，年輕人不會說廣州話的現像也開始引發關注。
王莉寧說，如果現在從幾種較大門類方言的使用人口來看，似乎都是安全的，但具體到某一方言門類下細分的小方言，就可能處於瀕危狀態。莊初升舉例稱，東莞的粵方言就處於急劇消失的狀態，“南寧白話”也在被更強勢的廣州話替代，還有更小眾的方言，如廣東北部的“粵北土話”，珠江三角洲的“疍家話”，海南東南部的儋州話等都掙扎在生死的存亡線上。
保護好我們的語音“身份證”
2015年，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啟動，這是一項涵蓋1700多個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點，上千個漢語方言點的語料收集項目。在王莉寧看來，2015年是方言文化傳承保護的重要節點，這是全國范圍內時隔60年再次開展對於語言資源現狀的大摸底，目標指向卻與60年前為推廣普通話而開展的調查大為不同。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提到“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保護傳承方言文化”。
在全國行動開展前，各地已在探索方言保護。 2007年，閩南設立國內首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同年泉州電視台閩南語頻道正式開播。 2011年8月，蘇州率先在5條旅遊公交線上加入蘇州話報站，成為江南一帶首批加入方言報站的大城市。在上海，《新民晚報》自2010年起推出《上海閒話》專版，2014年，上海試點20家幼兒園在課間使用上海話交流，過去幾年裡，上海還舉辦了全市的少年兒童滬語比賽，今年6月，一檔名為《滬語人氣王》的方言選秀節目登陸了上海都市頻道。
錢乃榮坦言，過去十年來，通過各種活動的造勢，營造出了學說上海話的氛圍，使得很多家長的態度得以轉變，但上海年輕人會說上海話的現狀基本沒有改善。
參與滬語比賽的選手將一首“篤篤篤，賣糖粥（注：上海小吃紅豆粥）”的歌謠從幼兒園唱到了初中。 “參賽節目都是排演好的，來來回回就是幾個人表演，”錢乃榮說，“我忍不住問一個孩子’糖粥’是啥，孩子不知道。如果再問問他剛才表演的’三斤胡桃四斤殼，吃儂肉，還儂殼’到底是在說什麼，孩子十有八九答不上來。”
錢乃榮還婉拒了母校向明中學高中部請他去上方言課的邀請，在他看來，“教而不講等於不教”，課後又變成了講普通話。錢乃榮認為，學習方言最重要的是營造同齡人之間講方言的環境，使彼此在交際過程中增加詞彙和語言運用熟練度，關鍵是要允許更大範圍內幼兒園、中小學的學生課下講上海話。
廣州有著很好的年輕人普通話、粵語“雙語”習得的經驗，莊初昇說，當地父母都會在孩子小時候教孩子學粵語，等到幼兒園、學校裡時，孩子再學說普通話，而學校裡又沒有課下不能說粵語的規定，這使得小孩子有了課下運用方言的空間。
方言的代際傳承也是王建設面臨的難題。他主持的《我愛閩南語》原本是要面向年輕人、小孩子，但他在外出時，經常碰到的是五六十歲阿姨阿伯級別的“粉絲”。他坦言，在現在有著豐富選擇和普通話基本普及的大背景下，這樣的節目“年輕人不愛看”。
2019年6月，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一期工程結束，工程標誌性成果《中國瀕危語言志》正式出版。作為該工程的組織實施單位，王莉寧和團隊在思考著如何將採集到的數據資源在中國語言資源採錄展示平台上予以呈現，才能吸引更多年輕人，這也是語保二期工程要做的事情。
2016年，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汪涵找到王莉寧團隊，希望其能為新推出的方言歌曲唱作節目《十三億分貝》提供學術支持。這檔節目喚起了不少年輕人對於方言的興趣。在廣東雷州足榮村，過去幾年裡，節目主持人汪涵、崔永元等還發起了國內首個方言電影節，每年有500部到800部電影投稿，組委會從中選出五六十部獲獎電影，電影節的設立是為了吸引青年導演參與，王莉寧團隊同樣給予學術上的支持和引導。
在莊初升看來，對於方言的保護，要分類處之。一些使用人口只有三四百人的方言，終歸要消失，“大江東去，無可奈何”，所能做的就是通過聲音、影像等手段給其拍張“遺照”，留存下來，以供研究，而對於一些相對更加強勢的語言，如閩南方言、上海話、粵語等要不遺餘力地傳承保護。
王建設解釋說，保護傳承方言並不是推廣方言，並不意味著讓每個人都說一口標準地道的方言，這既做不到，也沒有必要，其中關鍵在於方言不被歧視，有其生存的空間。未來應做到“多語分用”，在私人和非正式場合中，可以運用方言，正式場合說普通話。
錢乃榮分析說，方言的語言和詞彙隨著時間不斷變化，是其自然規律，將近170年裡，上海話的韻母從1853年的63個合併成現今新派語音的32個，聲調也從8個合併成5個，減少將近一半。語言的發展要順其自然，不要指望著將其拉回古舊的原貌。語言使用有著清楚、經濟兩個原則，如今上海話一些詞彙語音的合併已跑到普通話前面，例如煮飯的“鍋子”跟吃的“瓜子”在上海話中同音。
方言能保護到什麼程度，王莉寧心裡並沒有答案。但她經常和學生說，“也許你今天沒有意識到你的家鄉話是一種資源，它很寶貴，但是我們可以想，如果我們今天能聽到諸葛亮的聲音、秦始皇的聲音、唐明皇的聲音，那將是多麼震撼的一種歷史場面？”“我們今天所做的工作，也許就是為了1000年、2000年以後，人們能感受到震撼，做一些積累。”
投身語言研究工作後，王莉寧對自己的家鄉話逐漸有著更大的認同。 “廣西南寧最顯著的標識，你可能說是老友粉、酸木瓜、各種煲湯。但今天通過發達的物流，這些物件各地人都可以獲得，最後唯獨與眾不同的是南寧白話，它和廣州話再接近，也彼此無法替代，當我們的孩子都在慢慢說一口標準普通話的時候，南寧這個城市就會跟中國版圖上的所有城市一樣，會失去本身最具特色的一種文化標識。”在王莉寧眼中，方言是“一個區域和在這個區域生活的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聲音的身份證”，“如果我們丟了這個身份證，結果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