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在南方生活著一群被中原稱為“百越”（或作“百粵”）的土著民族。顧名思義，百越族是由許多小部族組成的，分佈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兩廣地區，各自獨立，互不相屬。雖然統稱“百越”，其實區別甚大。
據古書考證，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傳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賀循《會稽志》雲：“少康，其少子號於越，越國之稱始於此。”而另一種說法，則見之於《國語》中韋昭注曰：“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於，羋姓也。”“羋”是羊的叫聲，作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肅、陝西乃至河南一帶的季連部落。季連部落曾與以牧羊為業的羌族有大規模的聯姻，甲骨文中，“羌”是“羊”的變體，因此，季連部落亦以“羋”為各部落的共姓。
商朝興起時，剿殺季連部落甚烈，其族眾七零八落，四處逃亡。在季連部落中，有一個重要的氏族——羅氏，逃亡至甘肅東南部（今信陽市羅山縣）隱藏，得以休養生息。武王伐紂後，週天子裂土分茅，羅氏被封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縣。在春秋時代，被楚國所滅，羅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帶。公元前391年，楚國南平百越，羅氏不得不繼續南徙，直到嶺南。
有學者認為，如今在兩廣交界地區，保留著大量帶“羅”字的地名，如羅定、羅傍、羅董、羅嶺、羅歐山、羅霍山、羅馬山等，均為羅氏族人南下經過此地的遺痕。甚至廣州的“羊城”之稱，也源自季連部落的共姓“羋”。
廣州人的面相
溫州一帶稱為“東甌”，溫州古稱甌越，東甌王騶搖是越王無彊次子蹄的六世孫，姒姓，歐陽氏。秦始皇平越後賜姓騶。閩越與浙越關係較為密切，在越王允常時代，即有越人進入福建定居。楚滅越後，不願臣服的越人大量向福建遷移，形成了後來的閩越。
若根據史籍蠡測，嶺南越族與浙越、閩越，似乎同出於季連部落。然而，這種觀點，仍帶有中原中心論的偏見，它無法解釋，在季連部落羅氏到達嶺南之前，嶺南是否有人類的活動？季連部落是嶺南文明的開創者，還是中途介入者？距今14萬年前出現的封開垌中岩人，誰是他們的後裔？
中華文明是多元的
中華文明是多元發展起來的，是多個地方各自獨立地發生、成長，並非以中原為“一元始祖”，從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長的過程中，互相融攝，參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開是嶺南文化最重要的發祥地之一。 《山海經》裡的“封豕”，《淮南子》裡的“封豨”，說的都是封開這個地方，西甌人以豬為圖騰，並非如季連部落羅氏一脈以羊為圖騰。考古學家在封開曾發現大量東周、春秋、戰國時代的戈、矛、鏃、刀、鉞等物，證明西甌曾經是一個相當強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達之前，已經存在，並非純由中原人帶來。如果說季連部落羅氏一脈確實從中原南下，那麼，它也必須與當地土著相結合，才得以在嶺南發榮滋長。
越人善戰
秦始皇南行的足跡，最遠止於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霧繚繞、讓人望而生畏的五嶺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沒去過。去過的人幾乎都沒有回頭。他們對嶺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聽途說，諸如“民如禽獸”，“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之類。嶺南越人被描繪為一群斷發文身，禽聲鳥語，干欄巢居的野蠻人，誰也不相信嶺南是一個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當秦始皇遣兵南征時，才發現嶺南越人顯然比東南部的越人強悍得多。秦始皇在滅楚之後，很快降服了浙江的越族，又順利征服了溫州的東甌和福建的閩越，但唯獨在嶺南，五十萬秦軍遇上西甌越人的頑強抵抗。秦軍屢屢大敗，甚至連統帥屠睢也被西甌人砍下了頭顱。 《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為越人戰。殺西嘔君譯籲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第一波移民潮
由此可見，嶺南越人並非一盤散沙的野蠻人，他們有著十分嚴密的軍事組織，相當強悍的戰鬥力。那些從高緯度北亞氣候地區來的秦軍，除了被越人打得暈頭轉向之外，亦深受溽暑、颱風、山螞蟥、痢疾的折磨。北人難以適應南方的暑濕氣候，所以一提南方的“瘴癘”，無不膽戰心驚。
屠睢死後，秦始皇派任囂、趙佗率軍繼續征討嶺南，並不惜動用十萬軍工，開鑿靈渠，使長江的船隻，得以由湘江，過靈渠，入漓江、桂江，再轉入西江，順流東下，直達番禺，公元前214年，終於實現了他征服嶺南的宏願。
幾十萬的秦軍再也沒回到北方，他們永遠留在了嶺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開邊殖民，年紀大的便解甲歸田。沿著秦軍入粵的路線，西江一帶便成了這批移民落腳最為密集的地方，然後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擴散。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規模南遷。
作為新移民的秦軍將士，之所以在粵西而不是番禺聚居，並非因為番禺的越族勢力過強，而是當時他們負有在西江流域駐紮戍守的任務。為了協助這些新移民安家，趙佗還專門上書秦二世，“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這批婦女到嶺南，名義上為駐軍縫補衣服，實則與之成家立室，蕃衍子孫。
然須注意者，古書中所說的人數，往往言過其實，所謂“五十萬大軍”、“十萬軍工”、“萬五婦女”，都不是一個確數，有很大的誇張成分。即使接近事實，一萬五千婦女與數十萬秦軍，亦不成比例，更多中原軍士，還是要與當地土著成婚。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也證明，廣府民系的體質特徵與廣西壯族有較大的相似性。而壯族是越人的直接後裔。
廣州建城，始於任囂。身為秦軍將領的南海郡尉任囂，在病榻彌留之際，遺囑繼任人趙佗：“番禺（即廣州）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這是任囂留下的唯一遺言，其言雖然簡單，但意味深長。
任囂所說的“中國人”是指中原漢人。如果嶺南沒有一定的文明基礎，單憑一群離鄉別井的逋亡人、贅壻、賈人，能夠開宗廟、立社稷嗎？對這一點，趙佗看得比任囂更清楚，他知道，要開發這塊土地，唯一的辦法，就是與原嶺南越人實行共治，以包容的心態對待當地土著的習俗，不管這種習俗與中原禮教有多麼巨大的差異，良則從之，惡則禁之。
許多富有地方色彩的事物，諸如廣東人喝涼茶、穿木屐、睡瓷枕、住騎樓等等，推敲起來，無不與水土有關。古越人斷發文身，曾令峨冠博帶的北方人嘖嘖稱奇，其實那隻是漁民為了方便水上作業的一種打扮；干欄茅屋是因為廣東地勢卑濕，瘴氣凝聚，毒蟲蛇蠍猛獸又多，不得不築巢而居，並非如北人所以為他們是野居穴處的“有翼，鳥喙”羽人。
文化上的誤解，往往出於過分高明自許，自視如神，缺乏容受涵攝的雅量。而趙佗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建立南越國後，採取“百越和集”和“變服從俗”的政策，並不強行推廣中原冠帶，反而虛懷以容納越俗，不僅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還帶頭與越人家族聯姻。中原漢人與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廣東地區最大的族群——廣府民系，便是在這種南北聯姻基礎上，漸次形成。以秦軍所使用的“軍話”為基調，亦因不斷融入當地的越語，慢慢從方言島的存在形態，沿著西江流域，開始了向廣府話（粵語、白話）演變的進程。
事實證明，“百越和集”和“變服從俗”，並沒有令中原文化在嶺南湮滅，反而注入了新的內涵，養成了嶺南文化開放性的先天基因。南越國沒有留下什麼文獻記錄，但趙佗治理南越國長達六十年，開物成務，草創經營，史書上稱讚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這種文理，反映在舟車、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倫、政治等等方面，都為嶺南文明開創了一片盎然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