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琶洲一帶的古村落中，聲名最顯赫的，當屬黃埔村了。黃埔村與長洲島隔水相對，建於南宋年間，村民以梁、馮、胡、羅為大姓，面積2.5平方公里，包括新洲、東圍、楊青三條自然村。黃埔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以前這條村子有六座門樓，其中兩座的名稱為：“凰洲”和“鳳浦”。有人說因為洋人叫“凰洲”發音不准，念成了“Wanpooh”（黃埔），但我猜想，也可能是從凰洲和鳳浦中各取一字，變成了黃埔。在黃埔村的牌坊上，至今保留著“凰州”二字。
考古專家已經確認黃埔村就是黃埔古港的所在地。鳳浦公園的玉虛宮屬於“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黃埔古港遺跡及黃埔村早期建築”。黃埔古港原稱醬園碼頭，現在還有一條“海傍街”（廣州四條海傍街之一）。明代初年，波羅廟的扶胥港口由於“淤積既久，咸鹵繼至，滄海為田”，廣州的外港遷至琵琶洲和黃埔村一帶，始稱“黃埔港”。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號”，滿載著60多萬件瓷器、茶葉、絲綢等珍貴貨物，從黃埔港返航，不幸在瑞典西岸哥德堡港口沉沒。後來人們不斷潛海尋寶。 1986年打撈出瓷器碎片約九噸，完整的瓷器400件。還有300多噸茶葉。沉睡海底幾百年的徽州名茶“霧裡青”，居然還能泡出怡人的茶香，並可飲用。現在廣州博物館的展廳裡陳列的茶葉，就是瑞典贈送的。
1991年，瑞典派一個60人的代表團到黃埔村尋訪當年的錨地。 1995年6月，瑞典人開始重造“哥德堡號”仿古商船，2005年10月從瑞典啟航，沿著當年的“海上絲綢之路”，於2006年7月抵達廣州。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粵海關在黃埔村設黃埔掛號口和稅館。自此之後，至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黃埔古港舳艫相接，風帆如織。清政府實行一口通關後，黃埔古港雖然只是粵海關下的一個小口，但因為靠近省城，近水樓台先得月，成為中國與世界聯繫的重要通道。自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至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進入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共5390艘，大部分都是走黃埔口岸的。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2月，來自美國的“中國皇后號”商船首航抵達黃埔港，鳴炮13響（代表當時美國13州之數）向其他船隻致敬，停泊港裡的商船也鳴炮回禮。作為中美兩國第一次貿易，“中國皇后號”首航便純賺三萬多美元，轟動了美國社會，被認為是一次遠見卓識、成果豐碩的航行，開創了中美貿易先河。
這是黃埔村最繁榮、最輝煌的時期。
1826年（清道光六年），美國人威廉·C.亨特到廣州一遊，回國後寫了本《廣州“番鬼”錄》。他看到的黃埔，不是一條普通的村子，而是一個有“數千居民的大鎮，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國船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鎮上商舖林立，萬貨豐賤，盈街滿肆，一派繁華。直到後來清同治年間，醬園碼頭一帶日漸淤淺，海船停泊困難，設於黃埔村的海關掛號口才遷往對面的長洲島。
黃埔村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有著非比尋常的地位，但在漫長的歲月中，似乎沒有多少人覺得應該對它加以保護——至少那些有能力保護它的人，對它不屑一顧。 2005年我去黃埔村訪古的時候，當年的海關稅館、夷務所、買辦館，都已不復存在。村中原有的30座祠堂，已拆剩19座。黃埔村已愈來愈變得和其他城中村一模一樣了。村民們已經聽到了城市腳步的聲音，知道這裡要開發了，於是大量搶建房子，出租給外地人，辦起了玩具廠和塑料工藝廠。
《南方日報》的一位記者到這裡憑弔懷古，感慨地發現：“車一駛進黃埔古村，見縫插針的樓房和狹窄逼仄的小道告訴我們，這裡擁有和廣州城中村一樣的外貌。數百年來，黃埔村一直緊跟社會的潮流，今天的村子繼續追逐著當今的文明，因而走在黃埔古村，讓人感覺失去了找尋過去影子的提示。”
黃埔村是著名僑鄉，歷史上出過許多名人。人稱“黃埔先生”的清政府駐新加坡領事胡璇澤，是新加坡的一代富商、華僑領袖，創辦過黃埔公司，又是新加坡番禺會館的第一任大總理，極受當地人尊敬，據說至今新加坡還有一條馬路叫“Whampoa South”；中國第四批幼童赴美留學生之一，後來擔任中國派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的外交家梁誠、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工科碩士學位的鐵路專家胡棟朝、民國時的永豐艦艦長、海軍少將馮肇憲、陳濟棠時代對廣東糖業有重大貢獻的農業專家馮銳，都是黃埔村人。
【黃埔村名人榜】
十三行在世界上大名鼎鼎，它的實物資料，早已蕩然無存，唯一與十三行有關的建築，僅存於黃埔村，那就是十三行商梁經國的房份祠堂——左垣家塾。梁經國的天寶行原址在寶順大街與人民南路交界處，至珠江河面之間，奈何已了無痕跡，但他的故居黃埔村南約榮西里，刻滿歲月風霜的古建築卻仍巍然屹立。據梁氏族譜記載，他們的先祖在明代洪武年間就到榮西里定居了。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天寶行的實力，居十大行商的第五位，地位非常顯赫。對於十三行歷史研究來說，左垣家塾堪稱無價之寶。
如果不加以保護，別說一座建築，一條古村落，也可以在幾年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於是，人們開始為保護黃埔村而奔走努力。 2000年3月，市華僑研究會“鳳浦（黃埔村）課題研究小組”通過市僑辦向市政府遞交報告，建議迅速組織有關部門對鳳浦遺蹟的保護、搶救、開發等工作展開論證研究。
兩個月後，中山大學余定邦、林家勁、羅汝才、黃啟臣、梁碧瑩五位教授，聯名寫信給林樹森市長，力陳黃埔古港遺址保護的重要性。市規劃局隨即邀請專家在中山大學永芳堂召開會議，專題討論有關古港遺址保護問題。決定先從繪製規劃圖入手，在遺址範圍內應停止任何建設。但實質性的保住措施，則遲遲未見。
民間有很多熱心人士，村民也在謀求自救，他們計劃把那些舊祠堂免費給畫家五年做工作室，但要求由畫家負責修繕。畫家們雖然有興趣，但框算一下，起碼要十幾萬才能修好，攤到五年內，比租金還貴，所以成交的不多。
村民們的做法，至少表明他們願意保護文物，也知道保護與利用必須結合起來。他們只是在想辦法自籌資金而已。動機無可非議。但出租祠堂這種小打小鬧，對於保護黃埔村這樣一個浩大的工程來說，實在是杯水車薪。如果說村民見錢眼開，也有失公允，這裡還涉及到村民的宗族感情。
黃埔村到底應該如何保護，如何開發，時論物議滿天飛，各種方案層出不窮。有人建議另建新村，把整條村的村民都遷走，在原村重建海關、稅館、夷務所等建築，搞成“古港一條街”。但也有人批評這是把保護文物建築與搭建電影佈景混為一談了。
建築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當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裡要建一些附屬用的小房子，有人建議仿照清式木結構，以求風格統一。院長吳仲超堅決反對，他說：“造了這幾個假古董，人家會以為別的也是假古董。”這是發人深省之論。 《威尼斯憲章》也要求：“現代的東西就是現代的風格，不可做假，不可偽造歷史，不可失去歷史的具體性和準確性。”
從長遠而看，黃埔村的開發，不是一項孤立的工程，它應與整個下四里地區——當地人習慣於把番禺大石、市橋一帶稱為上四里；珠村、黃埔村一帶稱為下四里——結合起來，作全盤的考慮。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