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致使南洋各地淪陷後，日軍瘋狂殘忍地捕殺愛國僑領，曾領導全南洋華僑掀起轟轟烈烈抗日救亡運動、深孚眾望的陳嘉庚，被迫避居印尼瑪瑯。日本投降後，陳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 1945年10月，重慶的多個團體舉行“陳嘉庚先生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專門為陳嘉庚題寫“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條幅，成為對陳嘉庚的歷史性評價。周恩來和王若飛為陳嘉庚送祝詞:“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此祝詞傳頌海內外。
陳嘉庚“憂心如搗”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外進步人士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的呼聲極高。當時香港的進步報紙《華商報》特地請陳嘉庚題詞，陳老針對當時“還政於民”的呼聲，出人意料地題瞭如下幾句：
“還政於民，謀皮於虎。蜀道崎嶇，憂心如搗。”
陳嘉庚為什麼給當時主張“還政於民”的進步人士潑冷水呢？這是因為他在與蔣介石的接觸中，早就看出蔣介石的五臟六腑，認定蔣要消滅共產黨的陰謀不會打消，也決不會甘心讓出他獨裁的政權。當時陳嘉庚聽說毛主席要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很擔心毛主席的安全，曾發電報勸毛主席不要到重慶去。
海外僑胞熱烈響應中共“五一”口號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包括海外僑胞的響應。東南亞、歐美各地華僑普遍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其響應的形式主要是通電或發表宣言,其內容主要體現兩個方面,即否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擁護中共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比如：馬來亞檳榔嶼71個僑團致電中共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朱德，表示對“五一”號召召開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本會同人，誓為實現貴會正確主張而奮鬥” 。旅法參戰華工總會致電中共在香港主辦的《華商報》，請轉國內各黨派團體，認為“五一”口號第五條“極符人民時勢之要求”，“敝會除通電響應外，尤望全國同胞迅速集中意志，共策進行上列主張，以實現祖國之真正和平民主，敝會遠處海外，誓為後盾”。加拿大溫哥華華僑民眾社、美國紐約華僑婦女團體等也通電響應“五一”號召。古巴華僑擁護民主大同盟總幹部執委會致電毛澤東，熱誠擁護“五一”號召第五條，“懇請先生刻即領銜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負責過渡之民主政權，一俟解放軍全面勝利，即開人民代表大會，實現全國性之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臨電神馳，並祝新政協克日實現”。
陳嘉庚、司徒美堂熱切期盼新政協召開
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後，以陳嘉庚為首的新加坡華僑很快舉行集會，響應“五一”號召，否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並致電毛澤東:“盼早日召開新政協會議，迅速建立聯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華僑利益。”當時，司徒美堂在香港即將返美，為表示擁護“五一”號召，義無反顧發表了《司徒美堂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 《聲明》認為，召開新政協、組織聯合政府，“乃為解決國內政治問題唯一之良好辦法，表示熱烈擁護，並願以八十有二之老年，為中國解放而努力”。接著他又親書《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鄭重表示:“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日回國參加。”表達了華僑老人的一片赤誠之心。
毛澤東誠邀陳嘉庚、司徒美堂回國共商建國大計
為了盡快實現“五一”號召中提出的召開新政協、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人民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即開始加緊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中共為了擴大民主，傾聽各方面的意見，電邀多位海外華僑代表回國參政議政。 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緻電陳嘉庚和司徒美堂，電文如下:
嘉庚先生: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需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獨立解放事業。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人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並祈賜复。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司徒美堂先生: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書，因交通阻梗，今始獲悉。熱情卓見，感佩殊深。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的力量，完全實現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事業，實為當務之急。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討。至盼先生摒擋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如旅途尚需時日，亦祈將籌備意見先行電示，以利進行。謹電歡迎，並盼賜复。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陳嘉庚和司徒美堂對毛澤東代表中共的盛情邀請，滿懷激情，積極回應。當時僑居美國多年的司徒美堂老人已82歲高齡，陳嘉庚也已76歲，但他們老當益壯，萬里迢迢，回歸北平，共商建國大計，這一壯舉本身就令人感動。
歸僑元老彭澤民賦詩
農工民主黨領袖、歸僑元老彭澤民是辛亥革命老人，在多年的救國實踐中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接到中共參加新政協的邀請後，非常興奮。在回歸途中，他暢想祖國的未來，感懷自己的今昔，心潮澎湃，激動不已，欣然賦七絕一首：“廿年空有還鄉夢，今日公車入國門，幾經羈縻終解脫，布衣今日也稱尊。”他的詩是海外僑胞追尋救國救民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表達了海外僑胞建立新中國的喜悅之情。
新政協與華僑代表
除陳嘉庚、司徒美堂外，中共邀請回國參加新政協的海外華僑代表還有陳其瑗、戴子良、費振東、蟻美厚、李鐵民、週錚、侯寒江、莊明理、趙令德、黃長水、劉思慕、林棠、張殊明等15人，候補代表2人，共17人。他們都是各僑居地致力於民主、關心和熱愛祖國、深孚眾望的僑領或僑商。應中共邀請參加新政協與華僑有直接關係的還有中國致公黨的代表6人。
諸位華僑代表萬里迢迢回國參加新政協,為新中國的建立出計獻策,表達一顆顆赤誠之心,他們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關懷和充分信任。在新政協召開前,由23個單位134人組成的籌備會,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等人,華僑代表陳嘉庚、司徒美堂、陳其瑗、戴子良、費振東、莊明理等7人被推選為籌備委員,其中陳嘉庚還是籌備會常委。當時,中共、民革、民盟三個大黨分別只有7名代表參加籌備會,相比之下歸僑和華僑代表所佔比例是很大的。籌備會分6個小組,均有華僑代表參加。陳嘉庚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選擇新政協代表,卻應十分審慎,否則寧缺毋濫”的建議，得到籌備會的採納。籌備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參加新政協的有45個單位510名正式代表,另有候補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其中致公黨6人,海外華僑代表15人,候補代表2人,所佔比例也較大。
司徒美堂的“特賜金鑾殿乘輿”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雙清別墅。當時，司徒美堂已年過八旬，身軀病弱，不能乘車上坡。大家正在焦急時，毛澤東出了個主意：用擔架抬老人上山。辦法雖好，但苦於沒有現成的擔架。有人便提議把毛澤東用過的一把藤躺椅兩邊綁上兩根木棍，做成一副簡易的“轎子”。毛澤東仍然不放心，再三叮嚀：“你們四個人抬時，一定要一起輕輕地起來，抬上肩後步子走穩走齊，不要讓擔架晃動。”當工作人員安全地將司徒美堂抬到會客廳門口時，早已站在門前等候的毛澤東，立即走下台階迎上前去，雙手攙扶老人“下轎”。此事一時傳為美談。值得一提的是，不只在去雙清別墅的路上，建國前夕司徒美堂還多次享受“坐轎子”的特殊待遇。新政協會議期間，細心的周恩來見他登中南海懷仁堂的台階有些吃力，就讓大會秘書處特製了一把藤椅，把他抬進會場。司徒美堂用廣東話風趣地說，這是“金鑾殿特賜乘輿”。開國大典那一天，他和張瀾、何香凝等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前輩都是用滑竿抬上天安門城樓的。在此期間，北京逐漸寒冷，司徒美堂先生由於回國匆忙，衣服不足。周恩來又命人帶他到前門大柵欄瑞蚨祥，特製名貴的水獺領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贈。
今天回想起來，“坐轎子”、“抬轎子”這一細節可謂內涵豐富。成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並沒有忘記那些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中共同為革命“抬轎子”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毛澤東稱為“既是坐轎者，又都是抬轎者”的各方代表，共同的心願都是做好一副“轎子”。這副“轎子”的名字，就叫“新中國”，讓中國坐上這副“轎子”進入新的歷史紀元。
司徒美堂與新中國國號之議
1949年9月26日，司徒美堂先生出席了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的有二三十人參加的午宴。請柬寫得很清楚，這不是一般的應酬，而是要“商談重要問題”的。這個重要問題就是國號的稱謂。原來初定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
關於國號，最先發言的兩位是德高望重的民主革命前輩，出於對民主革命的感情，他們均主張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這時，司徒美堂要求發言，他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4個字，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22年更是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我堅持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徒美堂先生的這個意見得到了很多人士的讚成，並被最終採納。
毛澤東、周恩來為《南僑日報》題詞
《南僑日報》是1946年11月在陳嘉庚直接支持下，由一些華僑民主人士在新加坡創辦的。該報一誕生，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發動內戰、實行專制獨裁的行徑，揭露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聲援中共及民主黨派致力於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政策。 《南僑日報》的政治立場受到民主黨派和中共領導人的高度讚揚。 1949年該報創刊三週年時，毛澤東題詞道:“為僑民利益服務”;周恩來的題詞道:“為宣揚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而奮鬥，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而奮鬥。”並有兩幅《書告僑胞》，一幅由毛澤東寫道:“僑胞們團結起來，擁護祖國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來寫道:“海外僑胞與祖國人民團結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鬥!”毛澤東、周恩來的題詞對海外僑胞產生了巨大的鼓舞。
海外華僑回國觀光團
新中國建立之初，重視向海外華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反擊台灣國民黨政權對新中國的造謠誹謗、維護新中國的形象成為當時僑務外交的重要內容。組織海外華僑華人歸國觀光，向海外華僑華人社會宣傳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與僑鄉的巨大變化是新中國僑務工作，尤其是僑務外交工作的重要內容。由中國政府與東南亞進步僑團組織的各類東南亞華僑華人回國觀光團是華僑回國觀光團的重點。歸國觀光活動不僅成為密切海外華僑華人與中國關係的機制.更是新中國打破西方輿論圍剿，向東南亞華社開展宣傳與外交的重要媒介。新中國成立後，為爭取僑心，凝聚僑力，新中國政府開始重視組織各種形式的海外華僑華人回國返鄉參觀活動，尤其是在“五一”勞動節與“十一”國慶節期間，組織海外華僑華人回國參觀旅遊，見證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與僑鄉的巨大變化。觀光團成員主要由親新中國的僑領、華社聞人、華文報紙主編以及其他渴望了解新中國的各界華僑華人構成，成員來自印尼、緬甸、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印度、巴基斯坦、朝鮮、馬來亞、泰國、南越以及南非洲的一些國家。其中，不少歸國觀光團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更使他們倍感榮耀。
通過各級政府精心安排與組織的歡迎接待、參觀訪問以及政治宣傳，海外華僑加深了對新中國與僑鄉的了解，同時，新中國的建設與僑鄉發展變化對激發海外華僑的愛國主義、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引導華僑對新中國的認同與支持、促進華僑與僑鄉的聯繫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陳嘉庚滿懷信心談新中國與華僑
陳嘉庚先生提出新中同對華僑的政策前提。 1950年他從新中國回到新加坡，西報記者問他，新中國政府是不是要勉勵華僑盡忠人民政府？他回答得很好：“新中國政府並不需要用宣傳的方式勉勵華僑效忠人民政府，而是要先在國內將國家好好地建設起來，經過一年兩年的建設以後，用事實來表現給華僑看，使華僑自己看到祖國的建設成績以後，自然而然對祖國懷著信心，自動的側向新中國。”
海外僑胞熱烈慶祝新中國成立
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讓因國家積貧積弱而飽受欺辱的海外僑胞揚眉吐氣。世界各地的僑胞紛紛通過發表賀電，舉行慶祝會、座談會、集會遊行等方式慶祝新中國成立。
新中國的建立對在近代飽經苦難的日本華僑,猶如見到了晴天一樣的喜悅。 1949年10月10日,日本華僑協會發起在東京召開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在市中心華僑協會會所上空迎風飄揚,大會會場裡懸掛著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的巨幅肖像,數千名華僑代表和日本友人濟濟一堂並發表了演講。大會宣布正式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10月3日,北朝鮮各地華僑紛紛集會慶祝新中國成立,其中平壤舉行的慶祝會有數千名華僑參加,朝鮮黨政機關和各界代表應邀與會。各代表演講結束後,放映中國影片《百萬雄師下江南》。當晚舉行慶祝宴會,以朝鮮內閣總理金日成為首的黨政領導及蘇聯駐朝大使參加了宴會。新加坡華僑得知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後,紛紛購買或掛起新中國國旗,並舉行慶祝活動。印尼棉蘭華僑也舉行了歡慶新中國成立集會。 10月25日下午,越南各界群眾、黨政領導和華僑共2萬多人舉行盛大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會議氣氛熱烈,至深夜2時才散。緬甸有37個僑團的5萬多名華僑齊集首都仰光召開慶祝大會,通過決議：“緬甸華僑要站到新中國一邊”。
10月9日午後,旅法各華僑團體聯合召集慶賀新中國成立大會,到會的有旅法工商學各界僑胞和前國民黨駐法使館起義人員數百人。會議首先舉行新國旗升旗禮,與會者高唱新中國國歌，繼之,各界僑胞紛紛發言,一致表示對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的擁護與熱愛。
美國舊金山和紐約等地的華僑也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慶祝新中國誕生的集會。其中9日紐約華僑洗衣館聯合會發起的慶祝會非常熱烈,連住在華盛頓、費列德菲亞等地的僑胞也遠道趕來。與會者眾多,禮堂座無虛席,後來者只得站在閱覽室、走廊和樓梯上。會議氣氛熱烈,老僑胞伍玉書興奮地在會上一展歌喉,博得了陣陣掌聲和歡笑聲。 10日,紐約18個華僑文化團體和留學生舉行慶祝會。會議開始後,全體肅立,對新中國國旗及革命領袖孫中山、毛澤東像致敬,接著高唱新中國國歌,繼由各團體致祝詞。會議通過兩項決議：一是發表慶祝新中國成立宣言；二是警告國民黨代表蔣廷獻不得續用中國代表名義在聯合國及其他場所發表荒謬言論,誣衊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著全體代表共飲“新中國誕生酒”,齊聲高歌《東方紅》,並翩翩起舞,跳起了大秧歌。美國華僑為新中國歌唱,為新中國祝福,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此時此刻,他們長期寄人籬下的苦悶愁容一掃而光。
華僑在世界各地開展的慶祝新中國誕生的活動,是有較大的影響和感染力的,得到了僑居國友好人士的同情、支持或參與,成為一個帶有國際性的活動,在國際上為新中國樹立了良好的形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錢學森歷時五年回國
1950年7月，已經下定決心返回祖國的錢學森，會見了主管研究工作的美國海軍次長，告訴他準備立即動身回國。這位美國海軍次長大為震驚，拒絕了錢學森的要求。錢學森走後，他對人說:“錢學森無論在哪裡都抵得上五個師。”他還說:“我寧肯槍斃他，也不願放他回中國。”後來，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和同志們的幫助下，經過長達五年多的鬥爭，飽經折磨的錢學森，終於在1955年9月17日，離開美國，踏上返回祖國的征程。 10月8日，被美國政府非法軟禁了5年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衝破艱難險阻，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回國後的錢學森目睹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看到了祖國的希望，接受了中科院的聘請，主持和領導中科院力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施展自己的才智，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國防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