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 12月9日，星期二。波浪式的空襲還在持續，從早上7時到中午12時，空襲警報一共拉響了五次，港府開放了所有防空洞，供市民躲避。人們不停地往避難室和防空洞奔跑，被反反复复的警報，解除，警報，解除，警報……搞得精疲力竭。
港府發布命令，要求登記所有私人汽車，隨時徵用。呼籲所有船家，自行把船隻鑿沉在鯉魚門和汲水門的航道上，阻止日本軍艦入侵。停泊在港口內的泰山、龍山、東安、大利、安利等輪船，都被鑿穿船底，先後在洶湧的波濤中，緩緩沉沒。圍觀的人群默默無言。匯豐銀行儲蓄部每天只開放兩小時，每個市民只能提取兩百元現金。青洲、昂船洲、燈籠洲、東龍島等地，均列為防衛區域，禁止任何人登陸。
由於英軍無意防守新界，守軍的爆破阻延部隊在對道路略作破壞後，便撤入了醉酒灣防線。所以開戰第二天，日軍已推進至大帽山及馬尿水一帶。第一批日軍騎著戰馬，沿新界公路，得以長驅直入，直馳九龍，醉酒灣防線上的守軍，幾乎可以看到馬隊揚起的塵頭了。
本來，英軍已把新界各地的主要道路、鐵路切斷，日軍原定計劃，至少要一周後，各部才能推進到作戰位置，向醉酒灣防線展開攻勢，但其中一部日軍抵達城門水庫附近時發現，號稱沒有外援也可以固守兩個星期的城門碉堡，現在居然只有三十幾名英軍守衛，不禁喜出望外，不等請示上級，便擅自發起進攻。於是，地面的攻防戰，便在城門水庫以南的孖指徑首先打響了。
晚上，日軍偷偷渡過城門河，沿著黑暗籠罩的山坡，一直匍匐爬到離英軍陣地只有幾十米的地方。在山谷中隆隆作響的北風，成了日軍最好的掩護。直到一名到樹林裡解手的英軍哨兵，忽然聽見在密密麻麻的樹叢裡，傳出“嘰哩咕嚕”的日語交談聲時，才發覺大事不妙，掉頭狂奔，一口氣跑回陣地，操起機關槍就往樹叢裡掃射。戰鬥猝然間爆發了。儘管英軍士兵英勇抵抗，最後與日軍展開了白刃肉搏，但力量太過懸殊，日軍很快就把他們消滅掉，攻占了城門碉堡。
城門碉堡失守，防線被撕開缺口。第二天早上，駐守九龍塘的英軍要求昂船洲砲台向城門碉堡砲擊，掩護他們反攻。不料，昂船洲砲台都是毫無經驗的義勇軍，手忙腳亂，竟對準英軍的金山防線開火。英軍在敵我雙方的夾擊下，狼狽不堪。金山防線迅速被撕開一個大口子，守衛在這裡的皇家蘇格蘭營，堅守到最後一刻，幾乎全軍覆沒。大股日軍瘋狂地高喊著“萬歲，萬歲”，踏著英軍血肉模糊的屍體，潮水般越過了防線。
中國裔澳洲籍的阮布魯士戰前加入了義勇軍，分配在第五高射砲隊，他回憶說：“我的戰鬥單位，是第五高射砲隊，駐守柴灣山頂，面對鯉魚門，居高臨下，控制海口，原來香港軍事當局判斷，認為敵人來犯，必從水路，是以一切防禦工事和砲位都指向東方海面。而此次日本突襲，卻來自中國九龍，由北而南，避重就輕。”他認為香港的防禦設計，與新加坡如出一轍。日本對新加坡也是棄海就陸，先由馬來西亞進攻，得手後用閃電式行軍，突破新加坡後門，長驅直入佔領全半島。在香港採取的也是同一戰略。
金山防線一失，整個九龍就一覽無遺，全部暴露在砲火之下了。長沙灣汽油倉庫中彈，油庫爆炸，引起火災，烈焰沖天，晝夜不熄。馬爾比將軍下令新界的英軍、印度兵和義勇軍，撤往港島。撤退前，把九龍船塢、電燈廠、青洲英泥等工廠設備，盡量炸毀。西段的蘇格蘭部隊即撤回港島，中、東段的印籍部隊且戰且退，終於在 13 日凌晨自魔鬼山橫渡鯉魚門海峽撤回港島。九龍總警司宣布，九龍警察也全部隨軍隊撤往港島。
這意味著，九龍即將成為淪陷區。當地居民像瘋了一樣東奔西跑，想盡辦法過海到香港避難。薩空了在日記中寫道：“香港當局下令切斷港九交通，根據半天來我在九龍所見到的是，九龍居民就像被斬了頭的蒼蠅一樣盲目的四處亂撞，希望找出來一個過港的機會。過港一定好麼？誰也沒有工夫考慮這個問題了。”
九龍的天空，不斷迴響著警報的聲音。一大早，南社詩人柳亞子就從他在柯士甸道的居所匆匆趕到碼頭，登船渡海。行色倥傯之間，仍意興不減，作《十二月九日日寇突襲香港，晨從九龍渡海而作》一詩紀其事：
蘆中亡士氣猶嘩，
一葉扁舟逐浪花。
匝歲羈魂宋台石，
連宵鄉夢洞庭茶。
轟轟炮火懲倭寇，
落落乾坤复漢家。
挈婦將雛寧失計，
紅妝季布更清華。
下午，陰沉沉的天空，忽然飄起了小雨，更增添了幾分“淒風苦雨”的離亂之感。人們過海的心情，愈發迫切，紛紛冒雨到避風塘找船渡海。薩空了追述：“下午3時許，天下著小雨，途遇大公報文藝版編輯楊剛，還有喬冠華和四五個其他的人正叫好了人力車帶著簡單的行李要去公共四方街旁的避風塘，那裡是香港舢板平日集中的地方，據說他們已叫好了一條舢板，如果我能即刻趕來，可以帶我一家過港。”但由於時間倉促，薩空了沒辦法和他們一起走，只好另找了一條船，約好明天過港，但第二天，海關的巡船已經守住了避風塘的出口，不允許船家擅自帶人過海。薩空了無奈，又退回尖沙咀另想辦法，折騰到下午才找到一條船，把一家人載到了銅鑼灣。
宋慶齡被安排乘坐飛機離開九龍，返回內地。她在這裡已經工作、奮鬥了四年，有她傾盡心血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現在統統都要撤回內地。儘管她不願意走，但局勢逼著她不得不走。她的姐姐宋藹齡與她同行。
啟德機場被炸得千瘡百孔，但還有一段倖存的跑道，可供飛機勉強起飛。宋家姐妹登上了最後一班的飛機，只聽引擎轟鳴，大地顫動，飛機開始緩緩滑行，小心地繞開彈坑，在跑道上加速疾馳，然後騰空而起，向著北方飛去。宋慶齡透過舷窗，俯瞰著這片瘡痍滿目的土地，默默告別。就在宋氏姐妹的飛機離港六小時後，一支日軍部隊便開進啟德機場了。
守軍從10號開始撤出九龍，到11號已基本撤完。香港警察也撤走後，九龍出現了一個管治的真空期，成了無法無天的人間地獄。親日的黑社會分子趁火打劫，四面出動，均以左臂纏白佈為標誌，乘坐大巴士，沿街狂呼“勝利”口號。從深水埗到油尖旺，再到九龍城，處處群魔亂舞，造成一種恐怖氣氛。居民把這些黑社會分子叫做“勝利友”。他們在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一帶打劫金鋪、商店，砸開九龍貨倉大閘，將裡面的存貨劫掠一空。不同堂口的黑社會之間，也不斷爆發火併，互相砍人、毆鬥。
“勝利友”還入屋搶掠市民的錢物、糧食，甚至強姦、殺人，無惡不作。紅磡、土瓜灣一帶，大部分是貧民區，亦不能倖免，幫會分子點起火堆，把居民驅趕到街上，排列成行，勒令交出財物，誰敢反抗，或拿不出財物，就被推入火中燒死。這批“勝利友”剛剛洗劫完，又有另一批“勝利友”殺到。洪水猛獸，不足以喻其慘狀。市民一聞“勝利”之聲，無不關門閉戶，雞飛狗走。 “勝利友”所到之處，哭聲動地。
日軍直到12日才完全佔據了九龍半島及魔鬼山，以尖沙咀半島酒店為憲兵司令部。 “勝利友”帶著搶來的財物，或四散潛逃，或乾脆投靠日軍，充當嚮導，助紂為虐，繼續殘害自己的同胞。不少居民被日軍以“重慶分子”的罪名，關押到半島酒店，受到嚴刑拷打。每天晚上，從憲兵司令部里傳出的慘叫聲，令人汗毛倒豎，脊梁骨陣陣發冷。不時見有被打死的屍體，從酒店內抬出。
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林庚白，福建閩侯縣人，與柳亞子齊名的南社詩人，號稱善看相命理之學，曾著《人鑑·命理存驗》一書，時人評曰“皆言之確鑿如響斯應”。九龍淪陷前夕由重慶來港，準備到《華僑日報》工作，暫住在賑委顧問黃慕蘭在九龍的家裡。 12月12日，九龍陷落，黃慕蘭逃到港島，林庚白不幸滯留在九龍。 12月19日，林庚白在尖沙咀被日軍開槍射殺。這時距他到港，恰好10天。
據九龍居民回憶，當年在油麻地寶慶戲院旁邊那個山坡，就是日軍的一個屠場。每天都有許多被抓的“危險分子”，一車一車押送到這裡槍斃。附近居民一看見日軍押犯的卡車駛近，便個個面如土色，倉皇避入屋裡，關緊門窗，不敢窺望。馬路上頓時空無一人，如同死城。但殺人的槍聲，卻是關不住的，一聲聲傳遍街巷，傳入每一間屋內，傳入每個人的耳鼓裡，震得人肝膽欲碎。
即使事過境遷多年之後，九龍居民在追憶這段經歷時，仍難免悲憤交集、痛徹心肺：“當這些毫無人性的日本獸兵，到達每個地方，見人便開槍掃射，而市區人民晨早出外謀生的，一被日軍見到，便遭殺害。當時深水埗至油麻地這段馬路，被殺害的居民不可勝計。直至晚上，住戶還不見家人回來，都覺得憂心忡忡。有些找到家人屍體，只得暗中移至附近土丘安葬；也有找不到家人屍體的，整天在街頭哀哀嚎嚎，真是見者傷心，聞者流淚。”
日軍在九龍實行戒嚴，大街上佈滿了憲兵、警備隊，所有路口都設立崗卡。居民經過崗卡，必須對哨兵鞠躬，否則就被拳打腳踢，肆意凌辱，被迫跪在地上，頭上頂著沉重的石頭、雜物等，有年邁體弱者，被折磨至死。任何時候，只要日軍一聲喝令，所有路上行走的人，都要立即蹲下，不得走動。在深水埗元洲街發生了一件慘事：一位婦人背負小孩上街買菜，回來時遇上戒嚴，已經到家門口的對面了，卻不能過馬路，只能蹲在路邊。她有一個兒子，年約七八歲，不知危險，在對面看見母親，便跑出馬路迎接。婦人急忙起身搖手，示意他趕緊回去。但日軍看見，竟開槍射擊，母子三人當場斃命，橫屍街頭。
在九龍城界限街口，有一個日軍崗卡，因為經常隨意殺人取樂，九龍城居民一說起來，無不談虎色變，戰戰栗栗。這個崗卡的日軍士兵，大約是因為站崗無聊，想出些法子來消遣，常在路上撒上一些小面額紙幣，然後躲在崗卡上監視。一見有人彎腰撿拾，馬上開槍射殺。這些路人莫名其妙，便做了日軍的活靶，有的被當場擊斃，有的負傷倒地，但因無人敢上前施救，最後亦血盡而死。這個崗卡的惡名，在當地無人不知，許多居民寧願繞遠道而行，也要躲開這個崗卡。古人說“寧為太平狗，莫作離亂人”，過慣了太平日子的九龍居民，現在對這句話有痛切的感受了。
日軍佔領九龍後，在何文田道設置砲兵陣地，隔海向港島實行猛烈的砲擊。成百上千顆砲彈落在港島——這個被楊慕琦稱之為“鞏固而完備的堡壘”頭上，到處濃煙滾滾，彈片橫飛。樓房紛紛倒塌，陷入火海。英軍雖然以牙還牙，對九龍實施砲擊，但日軍飛機可以不分晝夜地轟炸，而英軍卻沒有空軍和海軍的支援。香港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