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找尋“沉默的道釘”|美國華人群體生存狀況調查(一)*

這是一群華人開拓者的美國故事。

150年前,上萬名華人在美國參與建造了世界首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卻在很長時間裡被忽視和遺忘。之後通過的《排華法案》,更成為在美華人群體最黑暗的一段時期。

150年後,包括當年的鐵路華工後裔在內的500萬華人已在美國落地生根。美國社會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中美關係也從未像如今這樣緊密和復雜。美國華人雖已不再是當年卑微的勞工,經濟與社會地位大大提升的他們卻仍處在一個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2019年5月10日,是華工參建的美國首條橫貫大陸鐵路竣工150週年紀念日。近日,澎湃新聞團隊重走了這條意義非凡的鐵路,也對美國東、西海岸及中部地區的不同華人社區進行了探訪,試圖了解他們在當今美國社會中的現狀、掙扎、困惑和存在感。

是為“找尋‘沉默的道釘’”系列報導。

常年被雨水沖刷而泛黑的紅黃色磚牆、生鏽了的綠色外掛逃生梯、狹小街牆上的零星塗鴉和過期的朋克公演海報、高懸在樓外五顏六色的繁體正字“中華國貨”廣告牌、網格狀井蓋下窄陡的通往昏暗地下室的樓梯……

這是紐約曼哈頓下城百老匯大道以東、堅尼路以南的一片區域,也是紐約最早的唐人街,這座“城中之國”自顧自存在,45條街道涵蓋了從吃喝玩樂到生老病死的所有行業,卻獨獨少了些“人氣”。

曼哈頓唐人街

除了慢慢撤走的店鋪,這裡的景象永遠都不會變,這裡住的華人也還活在上個世紀。雖然他們從身份上已是真正的美國人,但可能一輩子沒搭過地鐵,沒用過刀叉,甚至沒有出過“城”,一輩子守著個幾尺寬的小店面過日子。有的既不懂英文,也不懂普通話,在唐人街還沒變成旅遊景點前,他們把不會說廣東台山話的人都一律稱為“外國人”。

這批僑民的祖輩大多都是150年前從台山為修建太平洋鐵路而來的華工,他們不僅經歷了內華達山脈的九死一生,也挺過了《排華法案》時期的封鎖隔離,但他們忍辱負重打下來的“江山”似乎正在被整個華人世界遺忘。

兩代華裔移民的奮鬥

對之相對的是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素有“海外華人首都”之稱,由於曼哈頓唐人街老化嚴重、租金高昂店面狹小,外加附近雙子塔因“9·11事件”倒塌的影響,近20年間法拉盛成了紐約“非美國化”華人社區的中心。

在這裡你容易忘記自己還身在美國:寬敞的馬路旁店鋪林立,建材裝修、理財公司、牙醫診所間還能夾雜個重慶牛油火鍋店,辣油味香飄四溢;路上的行人說著五湖四海的漢語方言,有人嘆息自己在紐約地鐵票漲價之前為什麼沒買月票。

“海外華人首都”法拉盛

彭先生家住在離法拉盛驅車15分鐘的森林小丘,一家三口住在一戶兩室一廳的公寓裡。小區內八成是華人移民,街角有一所曾經能排得上全紐約前十、但近年因資金問題衰落的公立高中。小區前有一片巨大的空地,空地的另一頭是寸土寸金的猶太裔居民區,一幢幢造型各異的獨棟英式別墅散落在茂密的樹叢中。

彭先生家小區

一周上六天班的彭先生少有閒暇時間,碰上4月復活節小長假,他請了3位難得相聚的好友來家吃飯。那天,他和夫人做了一桌的菜,開了瓶紅酒,大夥們聊著各自來美國這些年間的點點滴滴。在開飯前,彭先生領著大家做了禮拜,還特別囑咐了一句,“我們江西人喜歡吃鹹的,不知道你們吃不吃得慣啊。”

彭先生的家中掛滿了大大小小的照片,記錄了兒子理查德的成長軌跡:從戴著博士帽一臉稚嫩的胖小子,到參加曼哈頓學區運動會時的颯爽英姿……但餐桌邊的牆上掛著一幅與眾不同的照片,那是一張集體畢業照,上面印著“上海第二醫科大學1990屆研究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在1998年來到紐約之前,彭先生曾在上海最負盛名的瑞金醫院工作,但嚮往更廣闊空間的他還是選擇赴美深造。畢業後,本以為自己終於要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但由於語言障礙和行醫執照考試,為了身份他只好選擇攻讀科研型醫學博士,在實驗室內長年埋頭苦幹。經過夫婦二人多年的艱苦打拼,一家三口的日子逐漸穩定下來。

“真是太苦了!”他抿了口杯中的酒說道,“就是在裡面埋頭苦幹,工資低,還要擔心項目什麼時候會被砍掉。”

剛夾起一塊醃肉準備吃的吳先生聽到這立馬放下了筷子,附和道:“對呀!現在的小孩怎麼能感受到我們那時有上頓沒下頓的感覺。”在廣西長大的吳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學,拿到醫學博士學位後,來到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康奈爾醫學院進修。他說前不久去布魯克林賞櫻時,看到隔河相望的康奈爾醫學院,才第一次發現原來這棟摩登風格(“art deco”)的大樓這麼漂亮。

彭先生在大大小小的實驗室里呆了十多年,“我們這麼付出不都是為了小孩嘛!”隨著兒子理查德一天天長大,他逐漸將自己所有的心血與期待投入在他身上,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有份令人羨豔的工作,擠身美國主流社會。

理查德很爭氣,從小就刻苦讀書,在初中升高中時順利通過特殊高中入學測試(SHSAT),現在在紐約市8所特殊公立高中之一的史岱文森高中就讀。這些學校由紐約市教育局管理,旨在栽培有學術天分的學生,教育資源完全不輸給學費昂貴的精英私立高中,畢業生進入名牌大學的比率較高,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華人移民父母心中的夢想之所。

想進入特殊高中的初中生們必須通過一場長達3小時的特別入學測試,這場考試的分數和排名是入學的唯一標準。理查德的臥室裡有三疊堆著超過半人高的課本。在準備SHSAT的那一年裡,他幾乎沒怎麼好好休息過,每天往返於學校和補課中心;進入高中後,為了兼顧田徑訓練和繁重的課業,他有時候晚上只能睡上4-5個小時。

“雖然有些時候我很羨慕一些初中同學,他們能選擇自己喜歡的高中和專業,也有很多時間做他們喜歡的事情,但我爸告訴我,亞裔——尤其是亞裔男性,必須比其他族裔努力付出更多才能進入一所好大學。”理查德平靜地說道。

4月,他被美國一所排名前50的大學半獎錄取,並打算子承父業攻讀醫學預科專業。

“別的就算了,但教育是天大的事”

然而,這場考試近年來卻捲入了一場有關種族的風波。

歷年來,亞裔學生特殊高中錄取率獨占鰲頭,以2018年為例,亞裔學生佔錄取新生的一半以上,遙遙領先於其他所有族裔(白人學生佔26.5%,拉丁裔3%,非裔4.1 %)。為了打破這種“壓倒性優勢”的局面,2018年6月,紐約市長、民主黨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布了一項三年內廢除SHSAT的改革計劃。

首先從2019年9月起擴大“探索計劃”,將特殊高中20%的名額提供給分數略低於考試標準線的低收入家庭學生;第二步,要求州參議會批准將特殊高中90%至95%的名額分配給所有公立學校成績居前7%的學生。白思豪希望通過這樣的改革,使紐約市特殊高中非洲裔、拉美裔學生比率的總和提升到45%。

而這項計劃在華裔社區中炸開了鍋,華人家長們第一次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走上街頭,為了孩子的未來奮力一搏。

“我們大老遠來到美國不就是圖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但民主黨鼓吹‘多元化’而犧牲我們亞裔群體的利益,公平何在?”彭先生在飯桌上義憤填膺地說。

這些年只求通過自己勤勤懇懇的工作能給家人換來一份還不錯的生活,彭先生從來沒有參與過大選投票,對美國黨派政治也一知半解,直到有一天他從一群居住在紐約的華人博士組成的微信群中得知了白思豪的改革計劃後,決定站上抗議前線。

從紐約皇后區、華盛頓、休斯頓、芝加哥到加州,像彭先生這樣為了孩子教育從“緘默”走向“行動”的華人和團體開始吸引立法者們的注意。

201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曼哈頓,華人家長見證子女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2014年,在美國大陸的西海岸,“平權法案”和教育問題早就成為引發新一代華裔移民政治覺醒的導火索。

加州州議會拉丁裔民主黨參議員埃德•埃爾南德斯(Ed Hernandez)提出“第五號加州憲法修正案”(SCA5),認為加州大學中“少數族裔”比例太少,想要恢復“平權法案”,允許公立大學在錄取時考慮種族背景加以照顧,從而提高拉丁裔、非裔等族群的錄取比例。

“別的就算了,但是教育是天大的事情,是可以改變命運的,我們自己就是經歷了高考而改變命運的,所以孩子的教育受到影響我們是不干的,於是我們就成立了協會維權。”矽谷華人協會的創始人之一賀全說,他們這一批華人的“政治覺醒和參與”正是由SAC5提案事件引發的。

賀全出生在湖南,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曾在中科院工作,1992年來到美國,如今和妻子以及兩個出生在美國的孩子一起生活在西海岸的灣區。

針對SCA5提案,一群原本對政治漠不關心的華人移民開始有組織地展開抗議活動,他們大多在過去20年裡從大陸移民到美國,受過良好教育,不習慣用英文進行溝通交流。

在這場抗議活動中,甚至連平時只返於學校和家中的華人家庭主婦們,也出現在了市政會議中,操著不太流利的英語質問議員對SCA5的態度,並力陳己見。

“如果不參與政治,我們就會被遺忘”,彭先生是越來越多曾對政治無動於衷,但卻因基於種族的學校招生問題引發的鬥爭而受到激發的一代華人移民之一。他們在沉寂多年後逐漸意識到,在美國,政治不再是男人飯桌上的談資,而是握在自己手上能改變生活的籌碼。

而這批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的政治覺醒正在給更大的華裔美國人社區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內部的斷層已深入骨髓”

傍晚6點的華盛頓,薛海培坐在一家藏匿於街邊地下室的秘魯餐廳內,喝著桑格利亞汽酒(Sangria)。他說自己經常一個人到這裡來喝喝小酒吃吃小菜,周圍認識的人都比較喜歡去旁邊的四川菜館。

1987年到美國求學的薛海培,在雲譎波詭的華盛頓一呆就是二十多個年頭,也掙下了一份金光閃閃的履歷:美中事務委員會主任、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主席、奧巴馬競選團隊亞裔事務顧問、美國向《排華法案》道歉的幕後英雄……

但現任美國華人聯合會(UCA)主席的薛海培覺得自己的運氣很背,“我碰上了個正在分裂的華人群體和一位喜歡搞分裂的美國總統。”

2017年,薛海培認為是時候成立一個能代表在美中國大陸移民政治利益的非政府組織了,“之前的華裔組織是以台灣、香港移民為主,而大陸組織多為同鄉會校友會形式,所以我們創立了UCA,卻在一開始就被定性了。”

美國華人聯合會4月理事會擴大會上的薛海培

曾為奧巴馬工作的薛海培被打上了“左派”標誌,這對UCA吸引逐漸“右傾”的新一批中國大陸移民社區來說是個致命的打擊,“以黨派為界的站隊已經遠遠超過了公民參與政治的範圍,上升到了無底線的謾罵和人身攻擊,支持不同黨派的人現在連朋友都沒法做。”他無奈地說道。

事實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華人的政治光譜長期以來一直都較偏向於更親移民、親弱勢群體的民主黨。而隨著比早期移民更加富有的新一批中國大陸移民的到來,更多的美國華人似乎更加認同更為保守的共和黨。

薛海培認為這一切都要始於前述的加州SCA5提案。 SCA5後,華裔草根運動迅速擴張。從指控哈佛大學在招生中通過“種族配額”歧視亞裔到紐約的廢除特殊高中爭議,關於種族和政治身份的辯論不再僅局限於教育平權的框架內,擴大到非法移民、同性戀權利、亞裔細分、無性別廁所等一系列議題。

35歲的王湉是“華裔北美特朗普助選團”的創立者。 1984年出生於北京、10歲就前往美國讀書並在之後定居洛杉磯的他,屬於近20年來從中國大陸前往美國的新移民中的典型代表。從2013年起,他的名字就一直和華裔維權運動相聯繫。而他的微信頭像也是一張醒目的與特朗普握手的合影。

2016年的梁彼得案,是美國華人參與政治的又一項里程碑。 2月,數万名華人在全美超過35個城市展開同步抗議遊行,聲援巡邏時因手槍走火誤殺而被判二級誤殺等五項罪、最高可判15年監禁的紐約華裔警員梁彼得。聲援者認為,整個美國都存在警察對非裔暴力執法問題,在一系列警官導致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死亡的事件中,很多警官從來都沒有受到指控。梁彼得之所以成為起訴對象,是因為他的種族。最終,法院裁定對梁彼得處以五年緩刑及社區服務。

美國華人抗議梁彼得事件

自由派亞裔美國人對新華人移民政治聲音的崛起感到吃驚和擔憂。這些大多在美國長大或至少接受美國本科教育的1.5或2代華裔群體認為新移民的辯論過於自私和情緒化,容易被他人利用來散播仇恨和謊言,造成少數族裔之間的隔閡。

24歲的米歇爾是土生土長的“紐約客”,父母在1990年從山東來到美國。她對新一代華人移民所提倡的思想感到困惑,“他們雖然嘴上喊著平等,反對種族主義,卻不理解美國的政治、社會乃至憲法都是建立在不平等和歧視之上。”

在大學主攻種族政治的米歇爾認為,平權法案的一大論點是糾正這些系統性不平等給少數裔帶來的傷害,而亞裔也是受害者之一。

薛海培說,他能理解新華人移民的初衷,但認為他們“非黑即白”的偏激思維方式反而會適得其反。

“美國華裔群體內部的斷層已深入骨髓。”薛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