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在恩平縣曾發生過一件轟動全省的案件——松仔嶺兇殺案。起因可以追溯到1950年8月27日（農曆七月十四）的早上。聖堂蟠龍村一名村民，在離村半里地的九廟海松山腳割草時，發現同村村民馮群忠的屍體，被吊在一株松樹上。
縣法院當天派了書記員、法警和檢驗員，火速趕到蟠龍村調查。驗屍結果表明，死者37歲，屍體兩手握拳，兩腳伸直，口眼緊閉。內穿舊紗背心一件，無內褲，外穿舊紗衫褲。陰囊破裂流血一傷，右腿刀傷長三分，闊二分，深一分，出血。右腳大指旁一傷，腫黑出血，長六分，闊一分，深半分。右邊腳眼一傷，腫黑圓形，頭部繩痕上下兩條，紅黑色，上條繩痕由下腮至後枕，下條繩痕繞過頸部，屍體懸於松樹上，離地二寸。
馮群忠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在1987年的複查中，改為工商業者），他一直和父親在縣城廣禎祥商號經營咸料、山貨。 8月20日回蟠龍村過盂蘭節，這個中年商人沒想到，他竟踏上了一條不歸路。據法院判斷，死者是被人殺害後，移屍荒野的。但兇手是誰呢？為什麼要殺馮群忠呢？為了解開這些謎團，法院一度將死者的妻子梁新女帶回問話，但終因無證無據，准予具保釋放。
9月，死者父親分別向縣公安局、粵中專署公安處提出申訴，要求破案。案件移交公安局處理。從1950年4月開始擔任局長的馮漢英是吳川人，對當地情況瞭如指掌。公安人員在調查時，從姓界著手，了解到蟠龍村有60多戶，馮姓為大姓；松仔嶺村有20多戶，何姓為大姓。兩村均屬三區區村鄉管轄，相距一箭之地，雞犬之聲相聞，但宗族糾紛不斷。
松仔嶺村民何榮的祖墳，在蟠龍村地界內，1947年被蟠龍村的人破壞，雙方打了一場官司，何榮曾多次揚言要報復。這一線索，成為公安人員破案的關鍵。經過半年多偵查，掌握更多的蛛絲馬跡：案發前兩月，松仔嶺村長何兆廷帶領村民何兆禎（其弟）、許仲、許才等人，到蟠龍村對面山崗開荒，被蟠龍村人制止，雙方發生衝突。一位松仔嶺的看鴨老人反映，事發當晚（8月26日）約10時左右，他聽見狗吠得厲害，起床從門縫偷窺，目睹何兆廷等人扛著一具屍體走過。
馮漢英親赴現場勘察，並審查看鴨老人的證詞後，下令拘捕何榮、何兆廷、何兆禎、許才、許仲等七名疑犯。許才、許仲兩兄弟原非松仔嶺人，只是何姓的下戶（地位近乎奴隸），他們首先供認了殺人經過。
後來的判決書對所謂“犯罪經過”是這樣描述的：8月26日晚，馮群忠到西頭市購物，被何榮撞見，他召集了何兆廷、何兆禎、許氏兄弟等人，以巡夜看更為名，在二靈宮後竹巷埋伏。馮群忠回來時，這夥人一擁而上，拳打腳踢，馮群忠登時倒地昏迷。他們把馮群忠抬到二靈宮，何兆廷見他還在抽搐呻吟，便要許仲狠抓他的陰囊，直到他氣絕身亡。然後綁住手腳，用棍子穿起屍體，抬到山邊，脫掉死者帶血的內褲，包上石頭扔進水塘，再把屍體吊在松樹上，造成自殺假象。
判決書還說，何兆廷事後對大家說：“現在已經殺掉蟠龍村一個人了，你們不准走漏消息，將來一定有獎。”許氏兄弟各得50港元報酬。這筆錢由何榮出的。何榮原來想殺蟠龍村的前農會副會長馮瑞麟，但何兆廷卻殺錯了人。
辦案的公安人員聲稱，他們是把幾個人分開來審的，各人的口供完全一致，只有何兆廷死不承認，後來許才他們出面頂證，還不肯承認。審訊人員惱起來，打了他“幾下”，最後也承認了。
案件似乎水落石出，但其中仍有諸多疑點。何兆廷的供詞，是在挨打之後作出的；作為本案的重要證物，竟沒有人想到要去撈那條丟進水塘的內褲；人們盛傳馮瑞麟和馮群忠的妻子梁某有姦情，是真是假？與本案有無關係？似乎都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澄清。
1951年3月4日，該案由公安局移交法院複審。法院根據公安局的偵查結果，判決何兆廷、何兆禎、何榮三人死刑；許仲有期徒刑15年；許才有期徒刑12年；其他參與行凶的人也分別判刑。經粵中中級人民法院、省法院和中南區法院复核批准，1951年4月22日，恩平三區召開鎮壓反革命會議，何兆廷、何兆禎、何榮三人，連同其他被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起，在聖堂墟執行槍決。該案至此，遂告一段落。
誰也沒有想到，一年之後，竟出現峰迴路轉的變化。
1952年4月，粵中地委在江門召開土改幹部擴大會議，結合“三反”，進行春耕整隊。分組討論時，三區區長顧某在交待自己貪污問題的同時，提出松仔嶺農民在土改中發動不起來，與何兆廷等人處理過重有關。
出席會議的華南分局領導追問原委後，赫然震怒，拍案怒斥：“在粵中各縣，特別是像恩平、陽江那樣的縣，長期的存在組織不純，包庇地主，壓制農民鬥爭。恩平甚至發生這種幫助地主階級殺害農民的事件！首先要給予嚴厲鎮壓，還應當將那些殺害農民的兇手拿到群眾中去鬥爭處理，以此來恢復群眾鬥爭的情緒！”
會還未開完，粵西區黨委的決定已經下達，開除恩平縣縣長鄭鼎諾、縣公安局局長馮漢英、縣法院副院長吳朗的黨籍。分局社會部副部長田星雲奉命重新調查該案。
吳朗把案件的全部卷宗帶到江門，交田星雲審閱。許仲等人也被帶到江門問話。田星云隨後來到恩平，根據何姓與馮姓的封建宗派糾紛的關係，只用八天時間，就收集了許多所謂否定原案的材料，然後寫出了一份萬言調查報告，並於1952年7月21日在《南方日報》上發表了。
推翻該案的關鍵，在於鄭鼎諾的出身是地主，馮群忠也是地主，而許仲、許才是貧雇農，何兆廷還是青年團員。把何兆廷殺掉，把許氏兄弟關進大牢，就是地主階級迫害貧雇農，迫害積極分子的鐵證。許仲不僅獲得釋放，而且當上了松仔嶺的貧雇農主席團主席。
然而，殺害馮群忠的兇手，如果不是何兆廷等人，會是誰呢？據許氏兄弟作供，何榮原來想殺馮瑞麟，後來錯殺了馮群忠。而馮瑞麟在何兆廷被處決後不久，即被三區以退租退押為由，關進牢裡，不明不白地吊死了。馮瑞麟的家人一口咬定，他是被人害死的，有人要為何兆廷報仇。但顧某則說他是與馮群忠妻子梁某通姦，殺死馮群忠後，又收買看鴨老人提供假證，畏罪自殺。雙方各執一詞。
梁某在蟠龍、松仔嶺兩村群眾大會上，曾經承認與馮瑞麟合謀殺死丈夫，並移屍嫁禍。但據鄭鼎諾說，這是因為土改隊窮追猛打，輪番審訊，威脅她說，“承認了是你，不承認也是你。承認了就寬大你，給廊樓你住，分田給你養大幾個仔女，還給你做貧雇農。不承認就判你勞改槍斃。”於是梁某就在大會上，哭哭啼啼地承認了，但押解到區政府時，她又把供詞全部推翻。鄭鼎諾批評土改隊的審犯手法，既無政策水平，又無法制觀念，為了達到目的，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
在復雜的姓界宗族關係中，人們所提供的材料，往往為自己的族人說話，未可輕信。田星雲並非本地人，在短短的八天時間裡，也不大可能完全了解馮、何兩姓矛盾的歷史淵源。那麼，他根據什麼判斷真偽呢？就是根據案件關係人的階級成份。
他向華南分局提出處理意見：一、恢復何兆廷青年團籍，立烈士碑，開追悼會，對錯捕錯殺者家庭之特殊困難者應予救濟；二、對已死的馮瑞麟，應由政府宣布其罪狀，對其他陷害農民、積極分子和村幹部之大惡霸、主凶應予逮捕，逃犯應予通緝；三、對馮漢英、吳朗應判死刑，對鄭鼎諾應結合其他罪行判處徒刑，其他有關人員根據罪惡情況，分別給以各種處刑或處分。
兩天以後，粵西區委接到分局通知：槍斃馮漢英、吳朗、鄭鼎諾三人。在粵西區黨委會議上，大部分人讚成處決馮漢英等三人，只有粵中地委書記吳有恆提出異議。他說，鄭鼎諾對何兆廷一案，自始至終，沒有作過任何審批意見，為何也要殺？
“我對鄭鼎諾比較了解，”吳有恆說，“他1938年入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受過考驗。抗戰時期，他主動提出到淪陷區工作，黨組織分配他到中山，他服從組織分配，在石岐拉黃包車為社會職業作掩護，做工人工作。後來在粵中縱隊第二支隊第五團任政委，一向工作積極，對黨忠誠。他會有缺點錯誤，但不是壞人。馮漢英出身雇農，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打仗非常勇敢，從排長一直升到副團長。解放初期，他兼任恩（平）開（平）聯合剿匪指揮部指揮。”
吳有恆這一番憤激的話，還是有效果的。區委最後把吳有恆的意見上報分局，由分局決定，改判鄭鼎諾五年徒刑。就這樣，鄭鼎諾一條人命僥倖留住了。
1952年6月6日，廣東省人民法院粵中分院以法審字第364號佈告，判處馮漢英、吳朗死刑，判處鄭鼎諾有期徒刑五年。同時還逮捕了辦理此案的公安司法人員13人，分別判刑。 1953年1月補判馮瑞麟死刑，梁某八年徒刑。
在隨後的清算運動中，被開除出黨、出隊和判刑的區、鄉干部、土改幹部、公安、法院、政府乾部，達一二百人。凡是姓鄭的，幾乎統統劃入“鄭家祠”黑名單內；縣團委書記和吳朗同姓，青年團便被指為“吳家團”。 8月1日，青年團華南工委發出關於追認何兆廷為模範團員的決定。
直到1979年，文革結束，鄭鼎諾向省委要求復查，由省、地委和恩平縣委組織聯合小組進行第二次復查，基本推翻了田星雲的調查結果。 1980年11月，省委為松子嶺事件平反，撤銷對鄭鼎諾、馮漢英、吳朗的處分，恢復名譽。但省紀委、省政法委的複議報告也指出：“1951年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輕易定案，把農民何兆廷等人分別處死、判刑是錯誤的，1952年重新調查時予以糾正是應當的。”馮群忠究竟是什麼人殺的，也許永遠是一個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