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到1940年，大約有2千多萬中國人告別家園，去往他國，或短期居住，或長期定居，他們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其規模之大，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19世紀、20世紀全球大移民的背景下，也相當引人注目，僅次於同一時期5千6百萬的歐洲移民和3千萬的印度移民。這群華人背井離鄉，跨越國界，足跡遍及拉美、澳洲、東南亞，北美等地，在五大洲的很多國家都建立了華人社區。對於這個龐大的海外華人移民群體，學術界一直不乏關注。不過，大部分研究都考察的是華人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很少有研究思考華人海外移民如何影響了中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陳珮珊（Shelly Chan）教授的新作《離散祖國：全球大移民時代的現代中國》則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了海外華人移民與近現代中國的關係，並通過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繫，將近代中國的歷史放置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審視。
陳珮珊
1、海外華人移民史：從國家敘述到“離散”研究
海外華人，雖然足跡遍及全球，其生活軌跡也往往跨越幾個國家或社會，但對他們的研究，過去主要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進行的，他們或被視為暫時居住在他國的中國社會中的一員，或被視為美國、加拿大的某個少數族裔，抑或是東南亞各國的華裔居民，他們的故事往往被割裂在不同國家各自的歷史敘述中。對於他們的研究，過去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史、海外華人華僑史、以及美洲華人史這三個亞領域中。陳珮珊的新作也是在試圖與這三個亞領域進行對話。
中國近代史論著雖間或提及海外華人，但對他們的關注非常有限，海外華人只是短暫地出現在其敘述的某些重要時刻，比如他們支持辛亥革命，為抗日戰爭捐款等。在這些有限的敘述中，海外華人並沒有被視為歷史發展的主體，他們的作用僅僅是為中國提供需要的資源。陳對此批評說，這種研究其實是複制了中國近現代史領域中曾經用於研究中外關係的“挑戰—衝擊模式”，也即中國發出號召，某些海外華人響應。這一模式在中外關係研究中已經遭到了批評，但在中國近代史涉及海外華人的研究中卻還沒有引起應有的反思。
傳統的華人華僑研究領域（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主要關注的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移民。東南亞地區有著最多的海外華人人口，自10世紀以來，就陸續有中國居民去到東南亞，或朝聖，或從商，或出使，或務工，其移民活動被認為比近代全球移民浪潮早了好幾個世紀。由於這些早期移民主要依靠家庭、鄉里和宗族而非政府的支持，並且中國政府自明代以來，一直到19世紀末都一直對出海移民持反對態度，所以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關於早期東南亞海洋貿易的論述中，很少會涉及華人與作為政治單位的中國的關係，學者們關注的是華人是如何參與了印度洋的海洋貿易。到了冷戰時期，在東南亞地區排華反共政治環境的影響下，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強調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只會招致政治上的風險，所以學者們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考察華人對當地社會的認同和影響。
海外華人移民另一個主要移入的地區是美洲，尤其是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關於美國華人的研究開始於1980年代，受民權運動和族裔研究的影響，美國學界的一群移民學者們最先開始關於美國華人的專業歷史研究。由於種族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一直視在美華人為無法融入美國社會的“外國人”，所以為了譴責這一說法，扭轉華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形象，研究美國華人歷史的學者，往往會刻意否認華人只是暫時居住在美國的“旅居者”（sojouner)。他們強調，華人雖然遭遇了種族歧視和排外，但最終仍然成功地融入了美國社會，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員，並對美國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民族國家敘述下的海外華人移民研究，雖然不乏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卻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強烈的目的論色彩。按照陳的說法，在這些民族國家敘述中，海外華人與其移出地的聯繫被視為一種“包袱”和“過去”，當華人移民“卸除”了這一“包袱”，克服了他們的“過去”，他們終將被吸收和融入進當地社會，變成華裔。這樣的一種研究路徑顯然簡化了移民的生活經歷，忽視了移民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近年來，隨著跨國史和全球史的影響，對於海外華人移民的研究，也經歷了跨國轉向。一些學者開始從“離散”（diaspora）這個視角研究海外華人群體。 “離散”一詞源於古希臘語，原意指在世界各地散播種子，它最早被用來描述離開故土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社群和他們的經歷，後來又有學者將其用於研究被強制帶到世界各地的非洲黑人，以及亞美尼亞人的移民。在後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影響下，“離散”這一概念逐漸泛化，它不再與某些固定的族群相聯繫，而是被用來挑戰對於民族國家、文化和身份認同等問題過於單一和僵化的認知，強調跨文化背景下身份和文化的多重性和流動性。由於“離散”這個概念與“中心”相對，暗含有從中心向各地發散，但始終與中心相關聯的含義，比如遷居各地的猶太人對“應許之地”耶路撒冷的想像和嚮往，所以這個概念用在移民研究中，往往用來強調移民雖然遷居他處，但仍然與其故土或者移出地維持著各種各樣的聯繫。
近年來“離散”這個概念也被應用在了海外華人移民研究中，學者們考察了華人與其故鄉或者故國的聯繫，並註意到了華人在經歷和身份認同上的多元性。他們發現，很多海外華人及其家庭往往在不同社會間流動和遊走，他們的認同和文化也往往是多元而混雜的。還有學者強調了華人移民的社會網絡，分析了華人是如何借助家族、鄉里的力量來實現移民，以及什麼樣的跨國社會組織幫助不同地區的華人之間維持了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但是，對於海外華人移民群體的“離散”研究很快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王賡武和史書梅等學者認為，這種強調了華人與故國聯繫的“離散”研究，某種程度上是將華人的身份本質化和固定化了，它錯誤地建構了一個同質的華人群體，並想像這個群體一直與中國維持著某種程度的聯繫。學者們擔心，這樣的敘述會為種族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提供新的口實，讓他們藉此指責華人對當地社會的不忠誠和不融入。對此， 陳珮珊認為， 雖然種族主義需要批評，但是對種族主義的批評不能以犧牲歷史的想像力，忽視了人類過去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為代價。因為，漠視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繫並不符合歷史事實。陳注意到，在過去的歷史上，確實存在某些時刻，海外華人移民與中國建立了聯繫，他們視中國為其祖國，或者中國視他們為“華僑”，也即居住在海外，但卻與中國保持著聯繫的“離散華人”，儘管這種聯繫有時候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那麼，如何理解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的聯繫呢？
2、海外華人與中國：從“離散社群”到“離散時刻”（diaspora moment）
陳認為，將海外華人視為一個固定的群體，當然過於僵化，不僅政治上有風險，並且也未必符合歷史事實，因為並非所有族裔上屬於華人的人都認同中國，也不是所有的時候，人們都會產生這種認同。但是，陳並不認為海外華人移民研究應該完全放棄“離散”這個概念，她認為這個概念依然有其解釋力，只是需要將對“離散”的理解從一個固定“族群”轉換為一些“歷史時刻”，因為她發現，在過去的歷史上，確實存在某些歷史時刻，海外華人與中國建立了某種程度上的關聯，中國變成了海外華人的祖國，而有了祖國的海外華人則變成了“離散華人”。為了理解這一歷史現象，陳引入了“離散時刻（diaspora moment）”這一概念。所謂“離散時刻”, 指的是在某些歷史節點上，海外華人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上升到了一定的討論層面，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個人或者是政策上的回應，她稱這些歷史時間點為“離散時刻”。在這本書中，陳指出了五個重要的“離散時刻”：（一），19世紀中期拉美等地爆發華人契約勞工危機；（二）20世紀20、30年代暨南大學籌劃組織南洋研究； （三）20世紀前30年南洋知識精英林文慶復興儒學；（四）20世紀50年代廣東僑鄉進行土地改革和實施新婚姻法；（五）20世紀50年代廣東地區安置歸僑。她在書中分別用五章詳細分析了這五個“離散時刻”。她特別指出，這五個時刻並非就是所有的“離散時刻”，只是它們代表了中國近代史上幾個重要的轉折，由於過去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討論，較少涉及到海外華人問題，所以陳希望從“離散時刻”這一視角，重新審視海外華人如何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在陳看來，離散華人與作為祖國的中國之間是一種相互影響，共生對照的關係。陳注意到，中國歷史上往往用”華僑”來指稱散居世界各地，但又與中國保持關聯的“離散華人”，而“華僑”這個概念能夠很好得體現出“離散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在對“華僑”一詞作語義上的考證時，她注意到，“華僑”一詞由兩個部分組成。 “華”指的是民族和種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19世紀末才產生，而“僑”在過去往往指旅居， 也即短時間居住和訪問的意思，比如“僑居”。到19世紀末，華和僑這兩個字組合在了一起，用來形容居住在中國以外，但又和中國保持關聯的人。在陳看來，這個概念的出現，不僅表明中國政府正式接受了移民海外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它與“祖國”的概念一起，意味著民族國家與其海外移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對照的關係。因為只有有了祖國這個“華”，才會有散居各地的“華僑”，而“華僑”的“僑”所蘊含的短期僑居的含義，又意味著，祖國是散居各地的華人的一個永恆的中心。雖然在過去的歷史上，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這兩者發生關聯的時候，當身處不同時空中的海外華人變成了祖國的“華僑”或者說“離散華人”時，這種關聯不僅反映了對於中國的各種不同的想像和重構，同時也體現了海外華人對中國發展的影響。陳對拉美華工危機的討論對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第一章中，陳討論了19世紀拉丁美洲的華工問題。關於美洲的華工，學術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早年有學者強調華工對北美鐵路建設的貢獻，近年來又有學者開始挖掘華工在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魯等國的歷史，這些既有的研究主要側重於重新發現一直以來被西方學術界所忽視的華工對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做出的貢獻。在陳的書中，她並沒有否認華工做出的貢獻，不過她更關心的問題是，美洲的華工問題如何影響了現代中國，她認為，19世紀中期出現的曾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拉美華工危機，迫使當時的清朝政府進入到了以西方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社會之中，並認識到了“主權”的意義。 19世紀中期，英美等國先後結束了非洲黑奴貿易，並陸續終止了奴隸制，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大發展所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拉美的古巴、巴西和秘魯等地的種植園希望引進大批華工作為契約勞工，1847年，古巴招募的第一批華工抵達哈瓦那，秘魯也於1849年開始輸入華工。此後不到30年時間，拉美地區的華工總數超過了20萬 。但是由於傳統上華人已經形成了以家庭和鄉里為單位的移民模式，並且當時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地理位置上距離華南地區較近的東南亞，或者是收入更高的北美西部地區，很少有人願意主動去往遙遠而又陌生的拉美，所以當時不少華人是通過誘騙和綁架等手段被強行帶到拉美的，並且，不論是在去往拉美的運輸途中，還是到達種植園之後，華工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華工在拉美的死亡率非常高。
對此，華工自身進行了各種反抗，他們不僅策劃了多起暴力起義，還持續不斷地向清政府寫信尋求救援。同時，國際社會也注意到了華工的非人待遇，國際媒體對華工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和討論。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改變了以往對移居海外和出洋務工不聞不問的消極政策，第一次派出使團前往秘魯和拉美調查華工情況，並與西方國家就招募華工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外交談判。陳認為，這一系列舉動使得清政府開始向“准民族國家”（proto-nation）轉變，他們開始學著使用條約這一現代國際關係的工具來約束和管制西方國家的在華行為，保護華工在外國的權益，並嘗試按照國際法的規定行使“主權”。陳還發現，正是在與英、美、西班牙等國的外交交涉中，清政府第一次萌生了需要對海外華工進行調查，並對其個人信息進行登記管理的想法，因為此前由於出洋不受官方支持，清政府對此沒有任何的管理登記，所以他們也一直沒有出洋華工個人的詳細信息， 這使得清政府關於華工遭受虐待的指控由於缺乏詳細的個人信息而在國際法上一直不被接受。正是為了提供能夠被國際法認可的證據，清政府才決定派出使團到古巴和秘魯等國對華工情況進行登記調查。陳進一步指出，華工危機以及清政府對華工的保護和調查，構成了第一個“離散時刻”，在這個時刻，清政府不僅承認了出洋在外的華工是其臣民，而且通過此，也意識到自己是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一員，由此產生了“主權”的意識。在後面的各章中，陳繼續討論了離散華人是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期影響了中國的發展。
3、“離散時刻”：全球史視角下的中國與海外華人
陳珮珊關於 “離散時刻“的另一個重要的論點是，通過考察“離散時刻”下的中國與海外華人的聯繫，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歷史是如何與全球史交織在一起的。陳注意到，過去對於海外華人移民的研究，被隔離在了不同國家的歷史敘述中，而少有人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與中國置於一個全球背景下加以系統地考察。那麼，如何在一個全球史的框架下去考察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呢？陳認為，對這個問題，學術界存在著兩個既有的研究範式。第一個範式可以被稱為“整體是部分的總和”（the sum of parts），也即認為全球是一個由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組成的整體。在這種範式下研究中國與海外華人，就是將中國視為一個中心，將散居各地的海外華人視為一個從中國移往各地的同心圓， 所謂全球史視野也就是在討論中盡可能多地涵蓋不同的國家，比如討論中國到拉美的移民，中國到歐洲的移民，中國到澳洲的移民，等等等等。陳認為，這種範式錯誤得假設了國家和地區是固定不變的，邊界清晰的實體，並且在移民出現之前即以存在。陳接受的是第二種範式，也即強調總體是“各部分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 between parts）。這種範式將移民視為連接國家、地區和全球變化的一個線索，考察的是地方與全球性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具體來說，陳指出，由於工業化、殖民化和民族主義等並不是獨立地存在於某個空間中的，他們在全球範圍內爭奪資本、勞動力和資源，正是這些全球化的要素將華人移民帶到了世界各地，使得他們的故事與東南亞、美國、拉美等國和地區的歷史交織在了一起，同時也正是這些全球化要素，使得海外華人移民在某些時刻與中國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所以海外華人移民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僅是一個短暫居留還是融入當地的問題，它還與全球化各要素交織在一起。而作為海外華人移民的祖國，中國的歷史也因此被鑲嵌在了全球史的發展脈絡之中。
在上面關於拉美華工危機的例子裡，陳指出，華工危機的出現，以及清政府的回應和最終苦力貿易的終止，除了華工自身的努力，以及清政府對海外移民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外，還與當時的許多國際因素有關，比如，奴隸制的結束，資本主義發展對自由勞工的需求，國際媒體對華工問題的報導，英、法、西班牙各帝國在拉美的擴張，以及拉美殖民地內部的變化。在後面的討論中，陳也一直強調，“離散時刻”如何反映了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以及中國歷史與全球歷史的糾纏。在第二章中，陳考察了一群知識分子，他們在1920-1940年代參與了暨南大學發起的南洋研究項目，或編輯，或翻譯，或撰寫了大量關於南洋地區地理情況和歷史發展的報告，他們中比較出名的有劉士木，李長傅， 溫熊飛，和張相時。陳分析了這幾個重要的暨南學者的作品，發現他們的研究吸收借鑒了歐洲的殖民主義思想，比如，他們認識到了海洋的意義，相信建立殖民地和進行海外殖民是向落後地區傳播先進文明，他們也接受了對於東南亞當地人口的種族主義的看法，認為當地人在文化上和種族上都落後於華人。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他們設想了一個中國版本的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並從這一視角出發，重新書寫了南洋華人移民的歷史，忽略了移民內部在宗族、階級等問題上的差異，將南洋華人的命運與中國的發展聯繫在了一起，呼籲他們與祖國站在一起，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
不過，這些學者們也注意到，雖然有大量華人移民生活在東南亞，但這些華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海外拓殖者，因為南洋華人中瀰漫著一種“村莊心態”，換句話說，就是南洋華人中還沒有產生“國家意識”，只認故鄉，而不識祖國。在這些暨南學者們看來，中國也因此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帝國，因為東南亞地區並非是中國的殖民地。他們呼籲，要在南洋華人中培養國民意識，並呼籲中國政府對南洋華人提供保護和支持，因為只有這樣，南洋華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華僑和海外拓殖者，而中國也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能與世界其他大國相媲美的民族國家。通過分析這樣一個“離散時刻”，陳指出，重新挖掘暨南學者們的南洋研究，並非只是要簡單地對其思想中的殖民主義邏輯進行批判。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夠通過將他們的作品放置在一個全球思想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揭示出，這些暨南大學的學者們是如何試圖與當時流行的歐洲殖民思想進行對話，如何借鑒吸收歐洲的思想來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日本入侵的問題。並且，在這些學者關於中國的想像中，南洋華僑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變成了中國與日本在南洋抗爭的一個先鋒力量。此外，通過分析暨南大學的南洋研究，陳還想提醒我們， 過去的研究只是將海洋亞洲視為一個經貿中心，但其實它還是一個重要的知識交換地。東亞和東南亞的沿海城市，包括東京、上海，廣州，廈門，香港，台灣，檳城，新加坡，以及其他亞洲沿海城市之間，由於現代交通通信技術的改善，逐漸形成了一個交流圈，電報、汽船、郵政和報刊在推動這些城市間經貿往來的同時，也推動了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4、“離散時間”（diaspora time）：跨國研究中的時間維度
陳在《離散祖國》一書中的研究，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點，就是她對不同的時間維度的關注。近些年，跨國研究已經影響到了歷史學各個亞領域，跨國轉向雖然挑戰了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的歷史敘述，但是，學者們更多地只注意到歷史發展超越了民族國家領土的邊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民族國家的年代記事法（chronology）也遮蔽了其他多重的時間記事法的存在。陳認為，歷史上每一種變化的事物都存在他們特定的衡量時間的方法， 而人們是同時存在在不同的時間維度（temporalities）之中的。
具體到海外華人移民研究中，她指出，身處各地的華人不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而且也生活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中，有著不同的對於變化的看法。比如，海外華人移民社區有著不同於居住國的節日慶典，表現了移民群體與所在國不同的對於過去的記憶。這裡，陳追隨了杜贊奇、賀蕭等歷史學家的研究。在研究民族國家是如何通過一種線性進化的敘述結構將自己塑造成歷史發展的主體時，杜贊奇發現中國過去存在的不同的時間維度都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中被遮蔽了。而賀蕭在她的關於山西農村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也發現女性對於時間的記憶有別於民族國家所使用的“政治運動的時間”，女性更願意用生活事件，比如孩子的出生，來標記時間的變化，這反映的是女性對於社會發展的不同體驗，以及他們對於家庭生活和家務勞動的投入。對不同的時間維度的關注，使得陳發現了“離散時間”（diaspora time）， 她注意到，對於中國華南地區的移民家庭來說，時間的變化表現為一種循環往復的父系血統的延續，具體來說，就是成年男性去海外謀生，並定期向家中匯錢，而女性則留在家鄉，撫養年幼的子女和照顧年長的老人，以此來進行財富的積累和家族的代際延續。陳認為，這種“離散時間”體現了移民這一現像對於個人、家庭的影響，也反映了移民和移民家庭獨特的生活體驗。但是當海外華人與祖國發生關聯時，反映離散華人生活經驗的“離散時間”在某些方面就會與民族國家的時間發展觀發生衝突。這在陳對20世紀50年代廣東地區土改運動和婚姻法改革的研究中有很好的體現。
廣東是著名的僑鄉，境內有不少居民移居海外。陳檢查了廣東省檔案館中關於土改和婚姻法改革的資料，發現了離散時間與社會主義時間之間的衝撞和協調。她指出，在1950年代，中國政府倡導的社會主義時間是一種線性的時間觀，它強調的是與封建的過去決裂，通過城鄉雙規制，走向一個理想化的未來，其中，農村的生產應該是以夫妻小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在這種時間發展觀的影響下，執行土改政策的官員認為，當地華僑是“封建勢力”，是“地主階級”，因為華僑家庭擁有大量與其家庭人口不相稱的土地，僱傭長工為其勞作，並且男性長期在外，不參與當地的農作，而留在家中的僑婦則主要依賴僑匯過活，也不從事生產性勞動。在土改官員看來，這些人都屬於土改和婚姻法改革的對象，需要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土地，通過鼓勵離婚再嫁或者勸其盡快團聚等方式改造他們“封建落後”的家庭模式。在陳看來，早期的這些政策，顯然不能容納華僑家庭的性別分工模式和移民生活所帶來的社會現實。
很快，沒收華僑家庭財產的政策和鼓勵僑婦離婚的政策引起了當地華僑以及海外華人社區的抵制，他們致信政府，表達了他們的不滿。陳檢查了大量華僑的來信，分析了他們在信中使用的話語策略，發現華僑並沒有很好地理解“社會主義事業”的涵義，而是不斷地按照他們的生活經驗，利用傳統父權體制下的道德話語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辯護，比如他們強調自己一向奉公守法，不關心政治，在家孝順父母，在外辛苦工作。同時，很多當地的僑婦也從很務實的角度考慮，擔心離開原來的生活方式會降低其生活質量，因而不願意離婚再嫁。這些說辭和做法使得這些華僑家庭在社會主義的時間體系下，顯得更加的“封建”和“落後”。但是，最終導致政府政策發生轉變的，並不是這些話語和行為上的抵制，而是華僑僑彙的減少，由於對土改沒收華僑財產政策的不滿，以及僑婦離婚個案的增加，出洋在外的華僑寄回國內的僑匯大幅度減少。然而，隨著美國的經濟封鎖和冷戰國際局勢的展開，當時的中國政府需要海外華人的僑彙來幫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3年，政府宣布，華僑家庭可以接受僑匯，同時允許他們從事私人投資，參與“封建性”的消費活動。這些措施意味著，華僑在社會主義中國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對於留在家鄉的僑婦，除了動員她們從事農業生產外，政府還改變了之前鼓勵離婚的政策，建議她們與海外的華僑維持良好的關係，以此來保證僑彙的繼續。陳認為，這些政策上的調整，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時間和“離散時間”的協調和妥協，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海外移民以及跨國的資金支持對中國的政策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離散祖國》一書觸及的理論和實證問題比較多，陳珮珊對20世紀50年代歸僑的研究，以及對僑婦和僑眷在土改和婚姻法改革中的論述為我們了解移民和中國近現代史提供了新的經驗材料，她對南洋華人林文慶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分析，對華工問題的闡釋，也為史學史上的舊問題提供了新的解讀。這樣一篇簡單的介紹總結顯然不足以完全展現該書論述的複雜和分析的深刻。這本書不僅應該引起對其闡釋的某些具體歷史問題感興趣的學者的注意，而且還應該得到更加廣泛的閱讀，因為它為我們思考移民與其祖國的關係，思考中國歷史與全球史的交織，思考“離散研究”的闡釋力，以及思考性別視角在研究移民和國家歷史上的意義，都提供了理論上的啟發，並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